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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意族群 | 崔丹,《GQ Style》中国版执行主编

崔丹 | 图片来源:对方提供
作为全球最具影响力男性生活方式杂志《GQ》中国版的时装总监及《GQ Style》中国版执行主编,崔丹与BoF分享他的职业发展轨迹以及其对于“时装从业者”这一职业的全新体会。

英国伦敦——不认识崔丹的人或许会将时装孔雀的种种举动与他产生联想。毕竟,作为《GQ智族》这么一本名声斐然、备受尊重的出版物的头号时装人物,他完全可以成为街拍博主镜头下的闪耀明星。然而他并没有,除了偶尔在社交媒体上发泄一下情绪,崔丹现在的精力都集中在他热爱并信奉的工作之中。

我自己不希望做表面上的光环,真正做了什么,发挥了什么作用,别人知不知道都无所谓。我只是一个时尚工作者。所以说,怎么样贡献,就是用最低调,也是最好的方式来做。他说道:当然这是我个人的,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方式。

几口咖啡下肚,身穿Dries Van Noten丹宁大衣的崔丹稍微放松了些许。他非常能说,你见到他就知道了。在与崔丹见面前,他的同事、《GQ智族》的资深时装专题编辑何晓斌曾打趣的提醒道。

经历一个多月的来回邮件沟通,终于在他前来伦敦参加爱马仕年度活动之际,定下了采访的时间。窗外的Strand车水马龙,而时间却仿佛在这家装潢复古的维也纳风格咖啡厅中停滞了一般。隔壁桌的老妪看着报纸,头顶上的电风扇嗡嗡嗡的转悠。这一切,让崔丹的话匣子愈发开敞。

(中国)市场有很大的动力。如此的际遇是欧洲这样的舒适环境下所产生不了的。在这种有竞争的生活下,你可能已经适应不了别的方式了。崔丹如是描述他在中国时尚行业工作的体会。

自20097月加入《GQ智族》,崔丹已经在时装总监的位置上工作了近6年。这几年,既是中国时装杂志腾飞的时期,也是崔丹自我构建成熟的时机。当时是中国杂志行业最好的时期,所有的国际品脾都盯准了中国市场。他说道:从《GQ》到2013年,这个行业都是黄金时期,直到2014年才遇到新媒体和经济形势的冲击。

 “我不过就是《GQ》的一员,没有什么伟大的。”谈及自己在《GQ智族》中的角色,崔丹的态度非常谦逊,然而对于杂志本身,他却丝毫不掩饰其自豪感。GQ》从各个方面重新定义了中国男士的生活方式。无论这个目标有没有达到,起码在杂志本身带领了新的风潮。” 他说道。

即便该杂志的销量在华一直无法超过《FHM男人装》,可却没有一本男性生活方式刊物的影响力能够与《GQ智族》比肩。而他一手负责的时装增刊《GQ Style》中文版更是获得了诸多国际认可。在伦敦的时装杂志专门店中,鹿晗的面孔被放置在了新晋奥斯卡影帝Eddie Redmayne的旁边。他是新一期《GQ Style》英国版的封面人物。

GQ Style China 2015SS & 2014FW issues | Source:Courtesy

《GQ Style》中国版2015春夏与2014秋冬特刊 | 图片来源:对方提供

(拍鹿晗)可能很多人有争议,也不了解。但是这个是我对新生代的诠释。他说道:其实本来我做了一个封面的,但是我临时取消了,因为我想要做这个事情。我不满足以前惯例的操作,仅仅拍摄名模。我突然看到这个东西是我接到了一个社交媒体的报道,其中一项是微博关键词的搜索,大部分都是民生问题,比如‘中国幸福感’啊之类的,唯一一个名字就是鹿晗,所以我认为他已经成为了一个现象。变作了一个新生代年轻人的代表。

我这本书从来没做过明星,而他是第一个。事实证明十分成功,包括他自己的粉丝都很疯狂地追随。他继续说道:而我在执行的层面,发现他和很多从前的艺人不一样。网络把艺人和公众之间的距离缩短了,不再有鸿沟,艺人经营模式也悄然改变。这个孩子很谦逊、很懂事、很礼貌,对每个人都这样。第二是他素质很高,包括音乐和语言方面。像我们现场放音乐,他就可以随时跳动起来,而且感觉很有魅力。再一个是他对镜头的诠释是不一样的,他很放松,跟传统上的中国艺人不一样。

在淘宝的预售上,1万本杂志在短短半个小时内售罄。如此惊人的成绩,恰好佐证了崔丹撤换封面的正确性。

祖籍河南、时年22岁的崔丹从上海戏剧学院的时装设计专业毕业后,于2003年前往法国时装名校ESMOD深造。因为我画画比较好,当时我寄出去的作品集,可能他们觉得不错,就给了我最后一年的专业课。

遇过一些挫折。当然学生期间的挫折不能算什么。讲起那段求学时光,他的回忆有些复杂: “去了法国,也没太多机会融入,导致语言也不是非常好。结果一下到了专业课,就蒙了。幸好我比较努力,也很好强,就觉得家里人花了很多钱培养自己,自己也争强好胜,怎么样也得做出点成绩。 毕业之后,有些倦,就放弃了留在法国。因为留下需要涉及到签证等,也需要立刻投入工作,自己当时有些受不住了。再加上家人也希望我回去,我就毅然果断地回去了。

我一方面很喜欢视觉,一方面我也很喜欢创作。在朋友的鼓励下,他决定前往杂志实习。面试多家,崔丹最终选择了《Marie Claire嘉人》。

“面试很顺利,人家觉得我有留学背景,谈吐也是不错,很喜欢这个行业,有冲劲,有激情,于是当时的时装总监刘阅微就把我招了进来。她对我很好,工作环境也不错。一开始进去就懵懵懂懂的,开始也是从小的编辑什么的做。”他告诉BoF。

当时中国时装行业还是比较落后,几乎是完全没有打开的。每个品牌也就几件样衣,都拍得烂掉也没时间洗,大家就调来调去。拿到一个衣服就恨不得烫一下直接拍,也说不清拍得是什么,只知道就把衣服放到最红的模特身上。然而整个产业正处在变化的临界点,他回忆道:“Joseph Carle当时被《Marie Claire》聘请为全球顾问。全球总部意识到了中国的潜力,但是当时中国版并没有发展起来。虽然在80年代《Marie Claire》是以时装杂志的面貌出现的,但是后来却发展得像一个美容杂志,这并不好。于是Joseph就过来给我们做training(培训)。他一开始也很不适应,说我们是‘Africa’(非洲),什么都没有。

人家从法国来,是彼时在《Elle》法国版跟Carine Roitfield同期的编辑。我就觉得肯定能从他身上学到很多,再加上我能和他用法语交流。他说道: “在他一年来的两次里,我都好好学。我学到了对于一个时装编辑来讲,到底fashion story(时装故事)是什么、怎样定义一个fashion story和一本时装杂志,怎样去表达自己所理解和大家认为的时尚和气息。

其实当时就是一个产业变革的时期。我们做的这些事情,都在改变着时代。在《Marie Claire嘉人》时期,崔丹与Joseph对于中国时装产业最大的贡献非是将如今几乎家喻户晓的超级模特刘雯从一个fitting(试装)模特推至封面,并进一步将她带到巴黎时装周,给了她一个世界的舞台莫属。“Joseph看到这个女孩身上的Super Star(超级明星)气质,于是我们决定一本书都用她。他继续说道:刘雯当时的经纪公司不支持她去国外发展,因为公司希望能在她出名以后用她赚赚钱。我们就和她现任经纪人任丽君偷偷背着公司把她送出国外,第一季就走了包括HermesKenzoBurberry等等。”

在《Marie Claire 嘉人》工作了3年后,时仅27岁的崔丹被提拔为当时中国时装媒体中最年轻的的时装总监。当法国方面来找我的时候,我吓得直推。他回忆道:我没有太多企图心,只是因为自己喜欢,就没有想要把它做成怎样的规模,只是希望可以完成稿件。然后我就推了推,但是同事说服了我。他们说与其找一个外人来折磨我们,还不如你自己去担了这个责任。我想了想觉得也不是不行。当时老板觉得我可能在各种管理和时装方面能力是足的。一开始踉踉跄跄地也挺过来了,再加上努力,也开始被人关注。

Dan Cui & Liu Wen | Source: Courtesy

崔丹与刘雯 | 图片来源:对方提供

“当时所有杂志都在上升时期,包括后来《GQ》的进入。” 他告诉BoF:“Condé Nast(康泰纳仕)在launch (创立)《GQ》时找到了我。一开始因为众多因素我没有答应,半年后他们又卷土重来,我就突然觉得想要去尝试一下,证明自己在另一个领域的能力,再加上Condé Nast 的光环,就觉得在这里会有更大的发展。”

“《GQ》最多的是对人的一个诠释。” 崔丹认为男性的定义很丰富,可以是浅薄的、深厚的、物质的乃至精神,他说道:“像我们会有一个对每个行业里最有话语权的一个人的诠释,跟这个人的接触与沟通,包括我自己的策划也会有很多人方面的东西,这是我学到的最重要的东西。不能够趾高气扬地只关心自己所需所想,而是和别人、和社会发生关系。媒体媒介其实是链接的状态。我们一定要了解对面的群体是什么样的人。而不是只做自己,这样会做出空洞而无用的东西。因为我们毕竟是媒体,是商业,而非单纯的艺术。”

其实无论是对男装或是《GQ智族》来说,都不能“为时装而时装”。正如崔丹所说,媒体人始终需要一个实在而有说服力的切入点来完成从T台到大众到市场的过渡。在造型与拍摄上亲力亲为的崔丹在《GQ》和《GQ Style》都起到一个平衡作用,”何晓斌就认为崔丹的成功正在于他搭起了品牌客户与消费读者互相理解及尊重的桥梁。他继续说道:“他一边从市场出发呈现无懈可击的、真实的穿衣与品位,一边给时尚圈做出’逼格’的典范、时装人的情怀。

崔丹现在的理想已远远不止办好一本杂志,而是如何为中国时尚产业发展提供更全面的可能性。“时装编辑时刻会经受来自外界商业的诱惑,我一开始是很排斥的,觉得接私活简直是种侮辱。而后来我觉得行业成熟了,自己也发展了,可以在和大品牌接触的时候和品牌介入,在不借用杂志资源的情况成为一个consultant(顾问)。因此觉得自己准备好了可以在行业更多发展的状态。”他告诉BoF。

“前一段时间我受邀去Dunhill办的一个VIP私享会, 去讲解关于当季着装要领,特别是现阶段他们的消费者还不太能get(理解)到新设计师(John Ray)作品的点。我作为专业领域的顾问,就可以与他们交流在此的见解。” 他说道:“以前类似活动都是把客人邀请过来,讲一下流行趋势,找几个模特走位,听众是否受用都没有关系。我觉得这种方式很死板无趣,因为你还是把自己放到一个很高的位置来灌输到别人身上,这里面是没有沟通的。”

“ 曾经我并不顾及观众的想法,只想要做出好品味。但我现在觉得,如果我做出来的东西只有业内人才能欣赏,那会是一种挫败感。” 崔丹会有如此体会,在于他认识到了自己肩上的责任。他解释道:“我也曾遇到了《GQ》狂热的粉丝,他们很尊重杂志,很尊重我的权威性。曾经我到过很小的城市,他们会和我聊,会告诉我我曾经做过的一个小专题,说过的一小段话。”

曾经我并不顾及观众的想法,只想要做出好品味。但我现在觉得,如果我做出来的东西只有业内人才能欣赏,那会是一种挫败感。

根据思维市场研究公司(Synovate)受Condé Nast Group(康泰纳仕集团)之邀在中国8大城市对1404名读者进行市场调研的结果显示,《GQ智族》的的读者群平均年龄在31.8岁、月收入在15000元人民币以及他们其中的84%拥有本科或以上的教育文凭。他们是社会的精英阶层,是中高端消费的主力军,更是互联网时代科技产品与社交媒体的活跃用户。

“我觉得互动非常重要。”这是崔丹对于全媒体时代编读关系的认识。作为推进《GQ智族》全媒体整合的一员,他参与推出了手机应用GQ24,并且帮助拓展了多种媒体平台。“但是我不喜欢行业里的一窝蜂。其实现在互联网媒体现在都没有建立成熟的商业模式,怎样赚钱还是模糊的。比如自媒体,一旦商业化,看者就不接受。包括现在大家都把秀放到网上,几分钟就解读了,确实受到了以前没有过的关注,却流失了许多的涵义。这种看似是民主,其实是伪民主。当然,作为媒体人,必须要看到当下时代发展的大方向,我不能不看重新媒体。”

对于现在Condé Nast集团进行得如火如荼的全媒体整合,崔丹的态度算是乐观。“当下最大的竞争力就是品牌定义,《GQ》把所有媒体方式通道打通,所有人在一起不分你我地工作,做到完备无缺。” 他说道:“我比较自知,不会高高在上。另外就是最大限度地让人发挥自我潜能。最初我也会管的比较多,但是后来会放手,让他们有被尊重和自由创作的空间。我的团队成员从2009年招进来从来没人离职,是最稳定的。”

最后,咖啡见底,他对于想进入时装杂志行业的年轻人给出了一点建议。 “认清自己,残酷地拷问自己到底是不是这块料。喜欢衣服和从事时装行业完全不同。”他说道:“很多人分不出做自己和做一个职业到底有什么区别。我们不是消费者,而是工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