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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ergen Teller:“我对受欢迎什么的,毫无兴趣”

Juergen Teller | 图片来源:BoF
在与Tim Blanks发人深省的对谈中,这位摄影师意识到自己的单一手法与审美感知依旧对大众有着巨大吸引力。

英国伦敦——本月10日至20日,在伯克利广场(Berkeley Square)上,当代艺术与设计品交易平台富艺斯(Phillips)的发光玻璃盒里,展出了一组Juergen Teller的摄影新作。本次展览重点正是Teller本人,展出了《Arena Homme+》和《System》这两本重要的风格双年刊近期刊出的昂贵的摄影作品系列。把几百幅各自独立的图像摆放在一起,能明显看出它们都因为同一个具有压倒性优势的主题而联系在一起——那就是Juergen Teller。这对任何人来说都再明显不过,除了Teller自己。或者像他所坚持的那样:“看展览的时候,我根本没意识到这点,后来我才想到,‘噢我的天,这都是关于我的。”后来我又想,‘去他妈的,反正效果还不错。还要我怎么样?’”

除了通过作品折射自己的生活,他还做了什么别的吗?现在这个问题比以前更加清晰了。富艺斯展上讲述了三个故事。第一个故事围绕着Teller在奥地利诊所Mayr Clinic的就诊经历,展现了一些比如Gisele阿姨70岁的生日派对等家人琐事。第二是狂热足球迷Teller为他的仰慕对象拜仁慕尼黑主帅佩普·瓜迪奥拉(Pep Guardiola)献上的摄影赞歌。第三个故事到哪儿都脱不开媒体的关注,那就是Teller与坎耶·韦斯特(Kanye West)、金·卡戴珊(Kim Kardashian)夫妇的合作拍摄作品。这个三人组在法国乡村度过的一天,已进入互联网编年史,被誉为“史上最离奇的拍摄”。虽然这次合作已经远离Teller的舒适区(或者是非舒适区),但依然可以在一窥其拍摄动机时获得一些启发性的见解。

Juergen Teller at Phillip's | Source: Phillip's

富艺斯展上的Juergen Teller作品 | 图片来源:富艺斯

此前,Teller曾为《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为Kanye进行拍摄。他很享受那次的拍摄经历,甚至建议两人应该在巴黎再次见面。“我说:‘我们来做点什么吧,叫上你的妻子,怎么样?’他说:‘那我来给她做造型’。我怎么那么蠢啊。我居然以为只要花半个小时,在他们的酒店房间给她拍拍照就好。但这样对他们来说就没意思了。坎耶订了所有衣服,订好了发型和化妆师,这突然就变成一个大制作了。然后我才意识到,我也把自己给搭进去了。”

为了这个“大制作”,Teller决定要走出巴黎城外,在城里被狗仔队团团包围显然什么都做不成。于是他们选择了巴黎城外一小时车程的昂布勒维尔城堡(Château d’Ambleville)),其坚实的城墙可以挡住一双双窥探的眼睛。这听上去似乎可行。“但到了那里,我突然想到,这个美丽的法式园林与他们在意大利举办婚礼的那个太像了。感觉不对。然后我看到周围的乡村景色,我想‘就在这里才行。’”这就是为什么,你能看到Kim Kardashian West在一个看起来像是被废弃的谷仓前摆弄姿势。

“这些好莱坞明星,他们如此小心地维护自己的形象,确保自己永不出错,但当我开始拍照时,能看到他们心中的野性还在。我只是想跋山、想涉水。然后,就能取得胜利。”

Teller实在太过醉心于这次与West夫妇的合作,干脆把作品后期制作权也拱手让人。此前,他可从没做过这种事。这事想起来也很令人好奇,因为能定义其摄影作品的关键品质之一就是不掺杂任何浮华虚荣(这在他谋生的行业里可谓十分反常)。但同样地,当遭遇这个绝对痴迷于把控自身形象的双人组时,他仍然设法展现自己,在文字和影像上强行“介入”这对夫妻之间。比如Teller镜头前的“Kimye组合”系列照片就被命名为《Kanye, Juergen & Kim》;Kanye在为Kim精心造型、指导拍照姿势的同时,Juergen穿着红色羽绒服和短裤,戴着小圆帽,要么进行北欧式撑杆走(Pole-Walking),要么坚定不移地在结冰的溪流中行走,或在农业废料堆上瞎刨一气。继续在照片中添加这种障碍训练赛气息的,还有他紧紧追随一个拖起来不甚协调的拉杆滚轮袋的场景。前方比喻预警!“这实际上都在表明,进行原创影像创造是很困难的,”Teller解释道,“表明有很多其他人不会去做的事情,我就会去做。Charlotte Rampling会做,Vivienne Westwood也会去做。”(这两位都曾在Teller面前将自己的灵魂完全裸露,而且Westwood女士还露了很多。)

当然,这也是是Kanye West也去做这件事的原因,他还带上妻子一起来凑热闹。Teller是那种能让其他人专门为他做些什么事的人。但想到这一点,他发自内心地笑了出来。“他们这样做,只是因为他们在我身上看到这样做的可能性而已。这解释起来不简单,但这完全是很有意义的。我希望在自己的生活中不断冒险。我想做之前没有做过的事。这些好莱坞明星,他们如此小心地维护自己的形象,确保自己永不出错,但当我开始拍照时,能看到他们心中的野性还在。我只是想跋山、想涉水。然后,就能取得胜利。”

Kanye, Juergen & Kim, Château d’Ambleville, 2015 | Source: Juergen Teller

“Kanye, Juergen & Kim”,2015年摄于昂布勒维尔城堡 | 图片来源:Juergen Teller

更真实的话语,其实很少被说出口。虽然看到West夫人在生锈的农场机械设备前出现就已足够离奇,但更为纯然怪异的,则是主宰了Kimye组合的全部图片的Teller,他始终孜孜不倦地撑着滑雪杖行走。这表面上是合作,但最终看来,正如他自己指出的,只是“关于他自己”,就像他做的其它所有事情那样。“富艺斯的展览?我是为了自己才做的。我就是想看看这些照片挂在墙上看起来是怎样。当然了,我也希望我的朋友看到它。能有五个人喜欢,我就觉得就够了。我对受欢迎什么的,毫无兴趣。”

表面上看,这种不屑一顾很容易被误解。“我就能取胜”这种赤裸大胆的宣言也同样会被误解。Teller那种辛辣的幽默感和以自然为本、似乎“很德国”的浪漫主义都会大打折扣。他喜欢黑森林。看他站在一堆砍伐后的树桩上摆姿势,就好像看到了19世纪德国浪漫主义风景画家卡斯帕·弗里德里希(Caspar David Friedrich)画笔下的孤独英雄。拉杆滚轮袋也好像变出了积极正面的形象。

再者,Teller也不总是“取胜”。至少没在他的仰慕对象Guardiola这事儿上取胜。Teller与拜仁慕尼黑一同加入了《德国时代周报》(Die Zeit)的中国之旅,但不太被Guardiola待见,正是这种冰冷无情的魅力,对Teller来说既是吸引又是困惑。Teller知道所有接近他的方法,但最终一个也没用。这已经够令人沮丧了,他还将所谓的摄影作品称作是“项从未有人实现的全新工作通常再清楚不过的事就是,我是来为你拍一幅肖像的。但Pep没有。我给其他所有球员都拍好了,但我从来没能直接约到他进行拍摄。”所以你最终看到的,是一张张照片拼凑出Guardiola的一天:在新闻发布会上发言、给球员训话、拿下一轮高尔夫、坐在大巴上要去什么地方(Teller坐在他后面,拍摄他的后脑勺)。唯一可能会被视作肖像的照片,出现在作品的最后一张。照片上是Teller本人,被拒绝的他独自蹲在酒店房间里,看着拜仁慕尼黑在电视上比赛。

My man crush, Pep Guardiola, China, 2015 | Source: Juregen Teller

Pep Guardiola,2015年摄于中国 | 图片来源:Juergen Teller

Teller给Guardiola的“情书”中明显制造出了争议(顺便插一句,Guardiola现正处于“高级别会谈中”,下一步或将转会到曼城队)。“我只希望自己没被看成奇怪的跟踪狂,虽然这趟行程我始终跟着拜仁慕尼黑四处转,所以这真的不是跟踪。而且我很好地保留了Pep的尊严。我意识到,这实际上是一幅关于他的很棒的肖像,因为这都表现了他的工作和生活。”不管怎么样吧,这个故事最终也有非常幸福的结局。就在我们见面吃午饭几个小时之前,Teller再次被邀请拍摄拜仁慕尼黑,作品最终将进入球队博物馆的展览。“对我来说,这可比在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MoMA)办展览还棒!”他狂喜道。

Teller提到了尊严,那他自己的尊严呢?“噢,这个,我不关心。当然,我对母亲、孩子和妻子还是有责任的,不会让他们太尴尬。这一点我当然做到了。如果所有一切在此前提下都算道德正确,那我想做什么就会去做什么。”不管那些泛泛之辈怎么说,他的作品更多是从技术角度进行考量,他坚持表示自己对审美兴趣不大。在Teller的眼里,照片拍了什么,才是最重要的。但他个人版本的“道德正确”也曾不可避免地导致家族关系紧张,其中最为臭名昭著的那张照片上,Teller赤身裸体站在父亲的墓碑前,一只脚踩着个足球,手里攥着瓶啤酒。他的母亲在他的行李中翻出这张照片存在的迹象,她感到十分受辱。“她不觉得这有什么意思。她也不喜欢我裸体和Charlotte Rampling拍照。她是一位母亲。”那Teller在乎这样会伤害到她吗?“我很在乎。但要做的事还是要去做。”而且就他而言,那张在父亲坟前的照片是完完全全有必要的。

“有时候我不太好意思举起相机,但一旦状态切换,我可以说是极为残酷的,我会举起相机,把这些照片都拍下来,否则那些时刻可能会从手中流走。”

富艺斯展策展人、过去15年间曾为Teller多次策展的Francesco Bonami,在其随附《Arena Homme+》杂志的文章中,提出了一项诱人的解读。Juergen Teller就是哈姆雷特(Hamlet),与他生前酗酒不断的父亲最终和解,与通过自杀真正成为基本缺席他整个童年的“幽灵”父亲和解。而他和解的方式,则是与整个世界达成理解。“哈姆雷特对着手中的那枚头骨,问着‘生存,还是毁灭?(To be or not to be?)’。Teller手中也拿着那枚头骨,那就是围绕在他周围的普通现实。”Bonami写道。所有事情都很重要。所有时刻都可诞出奇迹。

这就是为什么Teller的作品永远都有让人难以自拔的上瘾感,那种经过精细调整的不断重复可谓迷人至极,那种永远围绕单一主题的循环周期也让人进入某种催眠状态。比如他的Gisele阿姨的70岁生日派对。她的孙女刚从非洲回来,表示在非洲发现了寿星要给其他孩子喂蛋糕的仪式。Gisele和她的客人们不断重复着这项仪式。他们每吃下一口蛋糕,Teller都用镜头记录下来。他声称自己去Mayr Clinic诊所灌完肠后,对这个主题更加敏感了。这趟灌肠之旅最终让他减掉了10到15公斤。“你对发生的事情不断做出反应,在这期间生活也不断前行。”他说。所以这一回,瘦下来的、健康的Teller,看着胖子们互相给彼此喂蛋糕。“有时候我不太好意思举起相机,但一旦状态切换,我可以说是极为残酷的,举起相机,把这些照片都拍下来,否则那些时刻可能会从手中流走。我就几乎不能拍照了,但一旦我嗅到这些照片将会有多棒,我就能马上做到。”听Teller这么说起来似乎确实很残酷,但照片本身不会让人有这种感觉。这些照片是愚蠢又有趣的,展示了人们聚在一起,享受了一段好时光。这么诚实,也许很残酷;但相对于残酷,Teller有着更为浓厚的人情味——和幽默感。而且他对残酷带有民粹主义般的热情和激情。你只需想象下如果Teller让Helmut Lang把电视换到足球赛,Lang脸上的表情就好了。“这是欧洲锦标赛好吗!”他愤怒地发出嘶吼。

然后,你的心思又回到了之前——他述说自己如何通过前方不断发生的事情做出反应并不断推进自己的作品,想到了伯克利广场的墙上挂着的三个截然不同的摄影系列,再后来发现自己在想:“好吧,这里有球迷,有坐在扶手椅旁的心理学家,还有Kimye粉丝会爱死了的东西。”这开始像是某种特别受欢迎的东西了。Teller并没有为这些离他遥远至极的思想所烦扰:“对大众吸引力,绝对是对大众有吸引力。”他高兴地对此表示同意,“我就是这里的赢家。”想象一下吧,展览变成了:“Juergen Teller,为所有人奉上了所有的一切。” 世界瞬间变得奇妙无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