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报

BoF独家 | 重返1989年,Martin Margiela那场改变游戏规则的时装秀

Martin Margiela 1990春夏系列 | 摄影:Jean-Claude Coutausse
当舆论聚焦在面向消费者的时装秀时,我们将视线转回1989年Martin Margiela那场时装发布,这场秀树立了一个公众奇观的绝佳范例。在与《The Gentlewoman》独家合作的这个故事里:Suzy Menkes、Raf Simons、Jean Paul Gaultier、Linda Loppa、操办了这场秀的团队以及Margiela最亲密的伙伴及支持者们纷纷讲述了他们印象中鲜活依旧的记忆。

法国巴黎——1989年的秋天,在巴黎郊外的一个废弃的操场上,Martin Margiela举办了一场时尚界从未见识过的时装秀:座位先到先得;头排挤满了当地的小孩儿;模特们则跌跌撞撞;而T台甚至是凹凸不平的。评论家们厌恶这场秀;而业界则爱死了它。

这个系列充满了白色和裸色的系带大衣、宽腿裤以及购物袋般的上装,看起来都是破破烂烂的半成品,映衬这些衣服的背景则是画满了涂鸦的颓壁和一片荒芜的危房。《The Gentlewoman》杂志的编辑Richard O’Mahony与时装评论家Suzy Menkes、设计师Raf Simons、Jean Paul Gaultier、时装教授Linda Loppa以及操办了这场秀的团队展开对话,探讨这场意义深远的时装秀到底产生了多大的影响。

| 集结 |

Pierre Rougier, 1989至1992年间任Maison Martin Margiela媒体公关: 1988年,我刚开始单干,正当我准备找些客户来签约的时候,我遇到了Martin和Jenny。我先见到的是Jenny,然后她叫我去见Martin。几天后,他们打来电话说道:“我们真的很喜欢你,但我们不需要一间媒介公关公司,如果你想找活干的话,你可以来和我们一起工作。”于是,我就这么办了,我的意思是,这是个很小的团队。我觉得就是Martin、Jenny可能还有Nina Nitsche。每个人每个活儿都做一点。

Jenny Meirens, Maison Martin Margiela的联合创始人: 只有我们仨!当有需要时,大家就来帮忙,但我们真的是一间超级小的公司。

Pierre Rougier: 3月那场1989年秋冬系列时装发布之后,Martin想找一个场地进行杂志拍摄。我的一个演员朋友给我介绍了巴黎第20区那块荒地,她在那儿拍过片,觉得那里大概会适合我们。

Jenny Meirens: 我们通常只寻找一般人不会使用的地方。Pierre问我对那片荒地感不感兴趣,然后我们觉得,“为什么不呢?”

Taken from The Gentlewoman's Spring/Summer 2016 issue

图片来源:《The Gentlewoman》2016年春夏刊

Pierre Rougier: 那里是巴黎郊区的北非社区。Martin、Jenny和我逛了逛整个区域,然后他们走到一边开始商量。他们总是操着这种佛兰芒语进行对话。我不说佛兰芒语,所以他们都会走开用自己的语言小声咕哝。

Jenny Meirens: 但我们从来就没有什么遮遮掩掩的。我们讲佛兰芒语,因为对我们来说这更容易。说实话,对我来说更容易,Martin希望我们讲法语,但我觉得那很荒谬,因为我们来自同一个国家。

Pierre Rougier: 他们转回来,然后说道:“我们想在这做一场秀。”我觉得那简直是疯了。但他们就像:“不,不,我们就是要在这做一场秀,”然后就那么地了。如果Martin和Jenny想做什么事,他们总归能找到办法做成的。

Jenny Meirens: 我和Martin唯一担心的是天气的问题,因为那里没有可以遮掩的东西。

Pierre Rougier: 另一个大问题在于,这虽然一个相当荒废的操场,却属于一个照看当地孩子的机构拥有。他们受规则条款等限制,不能收钱卖场地。因此,Jenny和Martin想出了一个主意:我们把孩子们带到乡村来了个一日游,并给他们安排了各种各样的活动。对Martin和Jenny来说,尊重这里是孩子们的领地非常重要。就这样,他们把场地借给了我们几天。

Jenny Meirens: 我们希望孩子们就呆在这个地方的周围。Pierre建议我们问问他们能不能帮我们做邀请函。

Pierre Rougier: Martin讨厌那种书写漂亮、印刷精美的邀请函。因为我们要在孩子们的操场上办一场秀,我们就想让孩子们来画邀请函,就像他们邀请你来到他们的领地上。接下来的问题就是,我们去哪儿找500个小朋友来画所有的邀请函呢?于是,我们裁了很多硬纸板,把它们交给当地的学校,在美术课上,他们就时装秀的主题画下自己的想法。

Jenny Meirens: 这些当地的孩子们接受度都很高而且充满热情。

Pierre Rougier: 然而,我们还要给后台搭建帐篷。又是一场噩梦!

Jenny Meirens: 我还记得Pierre压力巨大,但Martin在秀前准备的时候总是气定神闲。那时候,我们在第3区的雷尔米尔街(rue Réaumur)工作,工作室的一半放满了准备好的衣服,模特选角也在那进行,人们在谈论要画什么妆容;工作室的另一半则是我们在和客户进行开会。

Inge Grognard, 1988至2010年间任Maison Martin Margiela化妆师:当我们还在比利时,都是为时尚疯狂的青少年时,我就认识了Martin,并一路成长到现在。在他事业之初,我就与他一道工作,因此在那时我们已经有了非常成熟的合作方式。我住在安特卫普。所以开秀的几周前,Martin给我打电话说道:“好吧,这就是那个系列。”然后我们开始讨论系列背后的想法、感觉、色彩。我再给出我自己的意见。我也会出差去巴黎,因为我也要参与模特选角。

“他从不真正告诉我们他想要什么,只告诉我们他不想要什么。他喜欢女性看起来一副自力更生、操办一切的样子。”

Kristina de Coninck,1989至2005年间任Maison Martin Margiela模特:Martin看到了我的一些照片,是摄影师Ronald Stoops和Inge为《BAM》杂志拍摄的。然后呢,Martin就问:“这个女生是谁啊?我希望她能来我的时装秀。”之后在1989年,我在布鲁塞尔和他见了面,那年三月我就参加了他的第二场时装秀,是秋冬系列。试衣是一次愉快的经历。Martin为我们选好了衣服,总会征询我们模特的意见,希望确保我们穿上这些衣服后会觉得开心。为了这场秀,他还表示不希望我们把头发剪短。

Ward Stegerhoek,1988至1989年间任Maison Martin Margiela发型师:1980年代晚期的发型还是中规中矩的:发髻和大波浪卷儿,就是Claudia Schiffer最经典的那种发型。Martin说,这场秀上模特们的头发弄成什么样都行,就是不能中规中矩。他从不真正告诉我们他想要什么,只告诉我们他不想要什么。他喜欢女性看起来一副自力更生、操办一切的样子。

Frédéric Sanchez,1988至1998年间任Maison Martin Margiela时装秀音乐指导:这已经是我第三次负责Martin Margiela时装秀的音乐了。我和Martin提前两个月开始做准备工作。我们开始讨论类似1960年代地下丝绒(Velvet Underground)或滚石(Rolling Stones)等乐队的现场表演录音——背景中人群爆发的叫喊声、音乐尖锐的探入和淡出等等。我们还一起听了类似Meredith Monk、Annette Peacock等实验艺术家的作品以及Factory Records一些晦涩难懂的单曲。Martin也很喜欢Davie Bowie——我想《火星生活》(Life on Mars)的音乐录影带对这场秀的妆容影响也很大。我们当时的想法就是迅速地切断现场的全部音乐,就像Andy Warhol剪辑电影那样把这些单曲纷纷切碎、捣乱,以至好像听起来极为扭曲或肮脏,再做成一幅拼贴画。我们的第一场秀是在一家旧戏院里做的,第二场则在一家夜店,之后继续延续了在公共场合、在最活跃城市空间里,做时装这么布尔乔亚的东西的概念。

| 热议 |

Roger Tredre,1989至1993年间任《独立报》(The Independent)时装记者:Maison Martin Margiela 1990春夏系列实际上是我第一次参加的时装秀。当时我正好被派去报道这场时装秀,因为《独立报》的时装编辑Sarah Mower正在休产假。在此之前我在布鲁塞尔为一家叫做《The Bulletin》的英文出版物工作,所以我已经在关注“安特卫普六君子”[2] 这个时装界现象了。而且当时对其中两位设计师——Dirk Bikkembergs和Marina Yee的首家媒体采访也是我完成的。当时人们搞不太清楚,以为Margiela也是“六君子”之一,但实际上他不是——他比“六君子”早几年毕业,已经为一家比利时外套制造商“Bartsons”工作过几年,之后又去了意大利工作,再到Jean Paul Gaultier。“六君子”通过“金纺锤大奖”(Golden Spindle)[3] 以及1986年伦敦时装周期间在Olympia进行的展示而声名鹊起;而坊间亦在纷纷谈论,那个在皇家艺术学院毕业后来为Gaultier工作的“另一个人”也和他们一样棒,甚至可以说超越其上。

Pierre Rougier:几乎已经与Jean Paul Gaultier齐名了,Gaultier先生也很支持Martin,力挺他,认为他是那一代最好的设计师。有了Gaultier的背后支持,很多记者和时装编辑也产生了很大兴趣。

时装设计师Jean Paul Gaultier:他是我最好的助理。工作几年之后,他想要离开,去创造自己的时装系列,我送给他的只有最真挚的祝福,希望他能好运。我在Martin的第一场秀上就看出,他有了真正属于自己的声音,走出了自己的道路。

Geert Bruloot,安特卫普Louis and Coccodrillo商店的联合店主:我们是购买Martin Margiela作品的首批精品店之一。好像Linda Loppa也有在买入他的衣服了。起初他只有一个鞋履系列。我和我的合作伙伴Eddy Michiels在1984年开了家鞋履精品店Coccodrillo,开店并展示了他的系列的几个月之后,Martin本人也来到了Coccodrillo。系列里主要还是女鞋,还有一双根据主教鞋子设计的女鞋。

Linda Loppa,1978至1991年间Loppa精品店店主、1981至2006年间安特卫普皇家艺术学院时装专业负责人:这就像是传统的男鞋,但是又带有一些女性化风格。鞋跟侧面看起来很厚重,但是从背后看还是很窄的。内鞋底更高一些,你穿起来会更显高。已经带有了一些经典的Margiela风格,卖得很不错。

Geert Bruloot:他开始为Gaultier工作之后就不再做这些鞋子了,但我们依旧保持联系。当时的时装色彩鲜艳大胆、肩膀做得很宽,一切都是极尽奢华、非常时髦的——Montana、Mugler、Lacroix、Versace那样的。然后Martin来了:他扯下衣袖、磨破裤脚、鞋子也做得很厚重——那时我们居然还在谈论高跟鞋!看到1988年Martin的第一场秀,我简直不知道要怎么思考了,我们就这么看着,嘴张得很大。那种感觉就像是,我不得不抹掉我曾经对时尚的所有认知。因为生产方面的问题,第一个系列从未真正制造出来,直到第二个系列我们才能将衣服量产贩售。他们刚开始的时候做得不是很好,但等到开始销售的时候,就真的卖得很好。

 “当时的时装色彩鲜艳大胆、肩膀做得很宽,一切都是极尽奢华、非常时髦的。然后Martin来了:他扯下衣袖、磨破裤脚、鞋子也做得很厚重——那时我们居然还在谈论高跟鞋!”

时装设计师Raf Simons:当时很多人都在谈论安特卫普。那时我还在亨克(Genk),在工业设计专业读大四,准备要找工作了——我马上就感觉到我想去安特卫普。最后我就在Walter Van Beirendonck那里实习。在比利时的那段时光真的很美好,那里发生了很多很多事,“安特卫普六君子”啦,“新节奏”(New Beat)[4] 也开始在比利时成形啦,带来了新声响与风格密码,然后就是Margiela了。从他开始在巴黎做第一场秀,风头可谓一时无两。每个人都深深迷恋Martin。

Nathalie Dufour,法国国家时装艺术发展协会ANDAM时装大奖创办者:1989年6月,Martin Margiela获得了首届ANDAM大奖。我也在巴黎看了他第一第二场秀,之后便邀请他向我们的评委会进行展示,评委会成员还包括Pierre Bergé。我还记得Martin告诉我,Bergé先生给予的认可及其与Yves Saint Laurent的联系都对他很重要——Martin很喜爱Yves Saint Laurent的设计。当时他还得准备文件,阐述他的下一个系列、公司组织方式和新闻稿之类的。当时奖金不太多,但能直接用在下一个系列的生产与发布。我们也不敢肯定这一切都会顺利成功,但觉得当下有些什么特别的东西发生了,我们不能错过它。

Pierre Rougier:一些很具影响力的人物马上就明白了Martin在做的东西,给予了很多支持。法国时装界女王、《Elle》杂志的Melka Tréanton曾经帮助Mugler、Montana和Gaultier建立他们的事业,她可喜欢Martin了。伦敦的《i-D》和《The Face》杂志也表示很支持;纽约《Details》的Annie Flanders和Ronnie Cooke也是。这个系列与当时环境中其它所有东西都太不一样了,人们还要努力地去记住这个系列的名字。

Suzy Menkes,1988至2014年间任《国际先驱论坛报》(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时装编辑:近半的比利时设计师名字也实在太难拼了!那是在奢靡横行的1980年代末期的大爆炸,那时人们已经习惯于时装秀都是超级大制作。比利时设计师们,还有日本设计师,川久保玲(Rei Kawakubo)、山本耀司(Yohji Yamamoto) ,对巴黎的大时装屋来说,都是非常反传统的。

| 当日 |

Pierre Rougier:终于到了发布会那天。当时的感觉就是,“天啊,真不敢相信我们真的做到了!”但是当然了,我们当时电力不足,还得在附近街区挨家挨户敲门,请求人们同意我们从他们家里拉电线,这样才能用电吹风啊灯啊什么的。实在是太他妈神经了!不过当时完全不会这么想。

Inge Grognard:我有一个助理小团队,不像现在团队里动辄就有二三十个人。我也没有大的化妆间,也就是那点地方,每个模特也就用一两个助理。可是模特那么多!那个空间也很昏暗,真的是乱作一团。

Inge Grognard:后台真心是一团乱。小孩儿们在那里晃来晃去,吃东西什么的。但是整个气氛很轻松,也其乐融融。

Ward Stegerhoek:我们刚开始也想过把他们拦在外面,但到了最后干脆就放弃了。后台那里其实就是一块混凝土,到处都是灰尘,还有点冷,所以我们摆了几台暖气机。还有几张塑料折叠桌,一些超便宜的椅子。我们大声放着Alice Bag之类的音乐,大家伙心情都很“朋克”。还有人带了一点儿红酒。

Inge Grognard:我一直在想那些化妆上的小意外,比如你穿套头毛衣的时候,睫毛膏可能会弄糊到眼皮上。我们把所有东西都放在白色的背景布上。衣服也大多是白色,然后带有很多塑料材质的,所以我们就干脆用睫毛膏弄混一点,带上一点粗糙感。我们蛮喜欢这样的,喜欢那种不是尽善尽美的感觉。

“我们还得在附近街区挨家挨户敲门,请求人们同意我们从他们家里拉电线,这样才能用电吹风啊灯啊什么的。”

Ward Stegerhoek:我们用了很多发胶,把头发喷得没有光泽也很僵直,之后就卡子立起来,最后做出这种粗糙的效果。

Kristina de Coninck:他们给短发的模特用的是发片,Martin看了一下我的假发说,“还不够野。”然后他就把发片取下来,在满是灰尘的地面上摩擦。

Ward Stegerhoek:Martin在秀前亲力亲为,拉拉衣服上的绑带啦,调整肩部啦,模特上台之前弄好她们的头发啦。

| 当时 |

Pierre Rougier:出城那么远去办秀可能会很不方便,我们倒从来没考虑过这点。

Roger Tredre:我很了解巴黎,我们的秀场地址看起来也像那些带有露天咖啡座的典型巴黎街景,但是这个办秀的空间却像是在战争中被轰炸过的。整个场地采用泛光灯照明,很多人在周围困惑地转来转去。

Linda Loppa:精品店店主、皇家艺术学院的时装系学生——我们来自安特卫普的这群人,就像是Margiela的死忠粉丝!我可以在这里再声明一次,Martin不是我教过的学生。但我们在安特卫普的时候就已经彼此认识了。他入学的时候学院负责人还是Mary Prijot [5] 。总之呢,我们当时也没有被这个街区吓到。我们比利时人早就习惯了粗糙些的生活方式,那时候的安特卫普没那么奢华也没那么优雅。我的意思是,皇家艺术学院有时候甚至连电都没有。当我们到了20区之后,开始对举办场地究竟在哪儿产生了疑惑——我甚至都不确定自己是否有邀请函。当然了,后来Martin这场秀的邀请函被大家争相收藏。所以,我们只好从装扮上观察哪些人是比利时人,然后跟着他们——“跟着那个穿黑衣服的人,肯定是往那儿走!”在附近的一个街角有一间咖啡馆,我们聚在一起吃吃喝喝聊聊天,就像一场派对那样。

“现场甚至连地板也没有!就像个堆满了垃圾的后院。”

Pierre Rougier: 我们一点也没想到会来这么多人。Martin从不让我们吓唬他们一定要来。我们的态度是,如果你能来,那很好,来不了,也没问题。我们对到场的人数毫无准备。

Geert Bruloot: 狭窄的街道里挤满了非洲人、印度人、孩子、时装编辑、媒体和买手。Martin和Jenny还请来了附近的居民,他们是这场活动中重要的组成部分。

Roger Tredre: 现场却没什么不安的情绪。或许对于Suzy这样由司机开车送过来的人来说,有点儿奇怪。我还记得那些穿着皮草大衣的女士们踏上粗糙不平的地面,带着好奇来观察这个贫民区。简直太有趣了。

Suzy Menkes: 我肯定那段时间自己都是坐地铁的。我不觉得为了这场秀我们就要去到地球末日的地方,或是说在20区里可能会发生什么不愉快的事,我完全不那么想。

Roger Tredre: 我们甚至不知道自己应该坐在哪儿——那里有座位吗?模特都是哪儿来的?周围聚集了一些小孩儿,当地居民开始聚集,准备看看会发生什么事。

| 混乱 |

Pierre Rougier: 秀场没有座位安排。先到先得。我们就这个调调,不会像别的秀那样有什么嘉宾名单。但人们不断前来,整个秀大受欢迎。

Jenny Meirens:人们推推搡搡,大声喊叫,因为觉得自己没有被好好招待、没有座位……什么什么的。这很糟。我们没有预算来招待VIP们。

Martin Margiela's Spring/Summer 1990 collection in Paris | Photo: Jean-Claude Coutausse

Martin Margiela 1990年春夏系列  | 摄影: Jean-Claude Coutausse

Geert Bruloot: Jenny几乎都要站到墙上去了,边喊边引导人群。那真是相当歇斯底里。

Pierre Rougier: 还有人为了进来甚至开始翻墙!

Raf Simons: 我最后是跟着Walter Van Beirendonck不请自来的,他那时候在巴黎做展示。Martin的秀是我有生以来参加的第一场秀。我以为会是大制作、很豪华——而现场甚至连地板也没有!就像个堆满了垃圾的后院。

Pierre Rougier: 到了开秀的时候,我们都不知道谁是编辑谁是当地居民。我们就“所有小朋友们,坐下!”于是,他们沿着伸展台坐下来,否则什么也看不到。他们都很兴奋、不断尖叫、大笑。

Roger Tredre: 然后,在某一刻,秀才开始了。

| 那17分钟 |

Frédéric Sanchez:现场不断循环播放着Buzzcocks的现场演出录音,听起来很原始。我当时还放了世界各地人们在不同城市街头玩音乐的录音——一个流浪者用箱子盒子来演奏打击乐,唱着《深夜陌生人》(Strangers in the Night),印象中还有性手枪的《跑路者》(Roadrunner)。快要开场的时候,大家还担心会下雨,于是我又借来了伍德斯托克(Woodstock)音乐上的那段观众们高喊“不要下雨!不要下雨!”的声音。秀场上大概放了20首歌吧,剪辑过,也不断重复,比如在一首歌里剪10秒,另一首歌里剪20秒,然后混合起来。

Raf Simons:模特上场时,你就明白有特别的事情发生了。她们看起来那么像天使,又像外星人。

Raf Simons:也不是通常模特们走路的样子。她们跌跌撞撞的,因为得注意拣比较平坦的路面来走。

Ward Stegerhoek:Martin不希望自己的模特像专业模特那样走路,比如扭着屁股什么的。他在秀前还花了不少时间和那些专业模特们沟通,指导她们。他希望她们走起路来像个男孩子。

Kristina de Coninck:Martin只是希望她们走起路来能像她们自己。

Geert Bruloot:眼睛周围使用了大量黑白色,唇色是暗色的。衣服上体现了一连串从前两季延续下来的思考——拉长的袖子,狭窄、卷起内包的肩部设计,宽阔剪裁精良的裤装,磨破的、未完成的缝线和包边。甚至还重新用了1989年秋冬系列的“Tabi靴” [6] 。还有从腰部爆发出来的廓形,腰部用带子系紧的帆布外套和半身裙,穿在宽大帆布裤子之外,还有当做衬裙穿的大帆布袋子。看起来蛮像维多利亚时期的衣服。

Linda Loppa:色彩主要是白色和裸色,在涂鸦和年久失修的环境中看起来很新鲜。上装都是用Franprix超市 [7] 的塑料袋做的——你知道那个法国连锁超市吧?然后我就想,为什么要用塑料袋呢。然后还有上装也是用硬固纸(Papier Mâché)做的,带有金属胸甲……一些模特也是裸上身的。

Kristina de Coninck:我正穿着一件白色棉背心,一条宽大的裙子,腰间两侧各有一只帆布马鞍袋,这样就像是一条箍衬裙(Hoop Skirt)。每个模特的衣服上都以某种方式出现了“90”这个数字,要么是绣在一张纸上,要么是缝在衣服上,或者在鞋跟那里用记号笔画上……

“Martin不希望模特们像专业模特那样走路。他希望她们走起路来像个男孩子。”

Suzy Menkes:这有点像是讲述某个惨淡的童话。灯光给那些塑料布打上了一层虹彩,但同时还是那么平庸无奇,仍旧还是一些干洗袋。

Linda Loppa:那些干洗袋被做成了外套、夹克、长袍和裙子,用丝带、带子和金属扣系紧。这些都是穿在超大尺寸薄睡裙外面,那种优雅的帷幔感与褶皱,远看很不协调。但近看则是无以伦比的美。我们简直太喜欢了!我之后马上就买下了一条帆布长裙。

Suzy Menkes:那些裙子简直是出奇的漂亮,轻飘飘的,半透明的,雪纺材质,穿起来像个牛奶女工,但一点多余的装饰都没有,像一朵漂浮在身体上的云。

Jenny Meirens:在Margiela的系列中,你几乎找不到任何一种明显的灵感来源或是准确意象。Martin想将不同的东西都放在一起。有时候他们会不同季节系列中反复出现。

Kristina de Coninck:孩子们还是很难坐得住,他们被眼前发生的景象迷住了。我们走过他们身边的时候,也会对着他们微笑,然后他们也向我们微笑。我们都开始笑了起来。不知道什么时候,他们也跟着我们模特一起在场上走来走去了。

“其中一位模特的男友,抱起几个小孩儿,放到了模特们的肩上。”

Frédéric Sanchez:终场时,音乐切换成了古典乐,珀塞尔(Henry Purcell)和拉莫(Jean-Philippe Rameau)的几支大键琴曲子。

Geert Bruloot:谢幕时,所有的模特和后台工作人员都出来了,穿着那些现在已成经典的工作室“白大褂” [8]。模特们的口袋里装着五彩纸条,将它们纷纷抛向天空。

Jenny Meirens:其中一位模特的男友,抱起几个小孩儿,放到了模特们的肩上。

Raf Simons:眼前的一切深深打动了我,我哭了出来。我感到好尴尬啊,当时就是:天啊,赶紧看地下,赶紧看地下,要不然大家都要看到你在哭了,拜托,哪有人在看时装秀的时候会哭啊。然后,我又看了看四周,有一半观众也在哭。

Geert Bruloot:这一切都发生在17分钟之内。之后我们回到后台,看到了Martin和Jenny。秀后,Martin还在附近呆了好几天时间。

Pierre Rougier:天啊……那晚上实在是太开心,太开心了。完成整场秀之后,心里的一块大石头放了下来。Martin也开心极了。

Jenny Meirens:之后,我们感到非常开心,很享受那些美妙时刻,用塑料杯子分享了香槟。

Roger Tredre:我还记得最后我在想:这将成为一场伟大的秀!

| 评价 |

Jenny Meirens:得知报刊媒体的评价不是非常积极,我们都震惊了。

Pierre Rougier:《世界报》(Le Monde)刊出的评价可谓言辞激烈。

Laurence Benaïm,1986至2001年间任《世界报》时装评论员:我当时的看法是,这不过是对1980年代早期Comme des Garçons时装秀的鹦鹉学舌。有点像是摆出了一副姿态。我并不指望时装设计师能给我上课,告诉我生活是什么或者生活应该是怎么样的。那些衣服剪裁很漂亮,但我不喜欢那幅悲惨主义的配图。而且我也很讨厌用廉价杯子喝廉价葡萄酒!

Pierre Rougier:《解放报》(Libération)主要批评的是,品牌选择这个城市贫困地来展示设计师时装非常不合适,认为这是对街区与街区居民的剥削。我读完了文章,想到的是:“真的吗?看完了秀,你就只能写出这个吗?”

Geert Bruloot:但是我觉得,业界都爱死了这场秀。我们为Louis带回了系列一些单品——罩着一层塑料的超大尺寸睡裙,绑在后腰的帆布包。肯定还有那些塑料风帽啦,我还在自己的私人收藏里还留有一顶呢。

Roger Tredre:我们高高兴兴地离开了第20区,都认为我们看到了一些特别的、难以马上定义的东西。看到了一位年轻设计师在一个很不寻常的地点上演了自己的时装秀,一些影响力很大的时装编辑们还真的来了,让这场秀变得更为独特。

Suzy Menkes:这场秀绝对是迷住了我,让我感到很好奇。毫无疑问,我认为这场秀带来了全新的东西。

Roger Tredre:是否像某些刊物认为的那样,秀场的选择反映出“拆倒柏林墙” [9] 事件?我不确定。但办秀的时间确实也是……

Jenny Meirens:噢,不不不。我们构思的时候完全没想到这点。真的,我想可能人们对其的认知与我们努力表达的会有偏差。并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沉重。

| 影响 |

Pierre Rougier:好吧,总之这场秀绝对树立了Margiela备受追捧的地位。接下来的时装秀也是一样的离谱奇怪,要办起来也是很复杂、很有压力。从来没有人讨论过,我们每次办秀都有那种要努力超过上季的感受。我很肯定Martin也感到了这点,但他从来不说自己是不是真的有压力。

Jean Paul Gaultier:我想,他的办秀方式以及努力避开公众视野的做法,也是他为我工作时一些观察做出的回应。我是第一代开始“媒体化”的时装设计师。我想,Martin希望走的是与此完全相反的道路。

Roger Tredre:打从一开始,他对于时装的处理方式就与某些亟待解决的问题相关,比如可持续性问题,回收利用的问题,以及对整个时装体系的再思考。要从哪里入手来解决这些问题呢?无疑要站在体系的最中心。

Suzy Menkes:对服装进行改造,是他开了头,利用现成的服装并将其改造出新的东西。在这股趋势上,他已经在前面走到了很前面。

Linda Loppa:这也表示你能用很少的钱创造出一个美丽的系列,办出一台令人惊叹的时装秀。你能够创造出一些同时兼具优雅、生涩与充满直觉感性的服装。你可以请身边的朋友过来帮助你,给予你支持。你在街头也能找到很有意思的模特们。就是发出最简单的倡议:“来吧!一块儿做!”

Raf Simons:还是学生的时候,我总觉得时装多少还是有点肤浅,都是些闪亮光鲜充满魅惑的东西。但这场时装秀改变了我所有的想法。我走出了秀场,心想这就是我要去做的事。这场秀,是我选择成为一名时装设计师的原因。

Jenny Meirens:我们总是希望能得到自由,能去做我们想做的事情,能变得随意自然,不去回应时装世界强加给我们的东西。我们只是想做一个简单的时装秀,对我们来说,这场时装秀其实不比其它任何一场重要。

本文刊登于《The Gentlewoman》2016春夏刊,该期刊将于2016年2月18日发行。

Spring/Summer 2016 issue of The Gentlewoman

编者注:

1. Nina Nitsche为Martin Margiela担任了19年的设计助理。

2. “六君子”是英国媒体给1980至1981年毕业于安特卫普皇家艺术学院的一帮学生——Ann Demeulemeester、Marina Yee、Dirk Van Saene、Dirk Bikkembergs、Dries Van Noten与Walter Van Beirendonck取的名字,因为媒体们不能准确读出他们的名字。

3. 比利时一度发达的纺织业到了1980年代已经衰败了。其政府在1982年创立了“金纺锤大奖”促进比利时新兴设计师和纺织品制造商的发展,该举措是更广泛的复兴计划的一部分。

4.\u2028 “新节奏”(New Beat)音乐在1980年度末期起源于比利时。其特征是每分钟115节拍的沉重舞曲节奏,还融入了芝加哥好事音乐(Chicago House)的一些元素。像布鲁塞尔的Ancienne Belgique和根特(Ghent)的Boccaccio等夜店是“新节奏”曲风的中心。

5.\u2028 Mary Prijot在1963年建立了皇家艺术学院最声名卓著的时装系。Ann Demeulemeester、Dries Van Noten和Martin Margiela都曾在她的指导下学习。

6. “Tabi”靴子是Margiela对日式分趾袜的重新诠释,其造型为大拇指单独分开,通常与传统分趾木屐一起穿着。

7. Franprix是由Jean Baud在1958年建立的法国杂货连锁店。其在法国境内拥有860家大卖场。

8.\u2028 “白大褂”(The Blouson Blanche)是高级定制时装屋工坊中手工匠们的衣服。Margiela将其变成了其员工的工作制服。

9.\u2028 1989年东德的政治剧变导致了当年11月9日解除了对西德的封锁。柏林墙正式的拆除在1990年夏季开始,直到1992年才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