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

BoF独家 | 王锋:我希望《智族 GQ》能将精神性和物质性统一在人性的旗帜之下

王锋 | 图片来源:对方提供
极少接受媒体采访的《智族 GQ》编辑总监王锋向BoF剖开心扉,畅谈杂志全媒体化过程中遭遇的各种挑战、《智族 GQ》定义的变化、中国男性消费的未来,及其自身对中国男性以和个人成长的感悟。

英国伦敦——虽曾历任《Men’s Health 时尚健康》、《Esquire 时尚先生》以及如今《智族 GQ》这三本中国主流男性出版物的一把手,王锋在公众视线中极为低调。不妨上网搜一下,除了几篇关于其新书《愿你道路漫长》的采访和书评,以及网络论坛花名册上数年前流传的一些八卦,几乎找不到任何关于他有价值的讯息。其个人微博,除了4条半年前关于新书宣传的状态,最后一次更新日期是2013年12月11日,北京时间9点40分。

这或许并不是一个随机的时间。中国纸质出版物由盛转衰,数码猛兽出笼,也就在这个节点上。

王锋表示:“这个时代如今发生的变化是掘地三尺的,它不是某一个集团、某一本杂志的问题,它是杂志这种媒体形态它依存的基础,读者群松动了、商业模式松动了。”尽管如此,创立7年有余的《智族 GQ》如今的年收入超过了《GQ》意大利、英国和法国版的总和,在某些数据上甚至超过了美国版,名列第一。

在过去的3年间,作为《智族 GQ》的编辑总监,王锋在坚守优质的新闻报道、先锋的时装态度和卓越的生活方式内容之余,还带领《智族 GQ》成功地走上数字化的道路。其官方微信账号坐拥50万关注者,每条微信的平均阅读量在5万左右。“虽然大家都看到杂志在衰弱,我们杂志的影响力、发行在缩小,但是我可以非常确定地说,现在《智族 GQ》的覆盖面、波及的人群、对人们日常生活的影响,相比起5年前作为杂志《智族 GQ》最强大的时候,现在,我觉得更强大,”王锋告诉BoF。就在上周,该杂志的数码应用GQ24正式更名为myGQ,昭示着由一个阅读性的App向一个社区型的、有电商特质的App的转变。

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在于,《智族 GQ》很好的抓住了读者的心。读者对《智族GQ》创造的内容产生浓厚的兴趣,并与其价值取向产生共鸣。“《智族 GQ》是中国为数不多尊重读者,不将内容低智化的时尚杂志,其中你不仅仅是能够一窥最新的流行趋势和生活方式,更重要的其传递出一种当下难得的菁英价值观。对于社会、文化及经济问题的多元看法,同时依然不乏接地气的视角,”一位微博上的读者告诉BoF:“我印象最深的是每一期王锋的卷首语,都会细细品读,从他的字里行间你就能看到这本杂志的精气神,还有很多角度独到的特稿,如英国管家的职业生涯、德州扑克玩家的故事,他们总能在光怪陆离的社会找到一丝有意思的边缘。”根据思维市场研究公司(Synovate)受康泰纳仕集团(Condé Nast Group)之邀在中国8大城市对1404名读者进行市场调研的结果显示,《智族 GQ》的读者群平均年龄在31.8岁、月收入在15000元人民币以及他们其中的84%拥有本科或以上的教育文凭。

一位微博上的读者表示:“《智族 GQ》是中国为数不多尊重读者,不将内容低智化的时尚杂志,其中你不仅仅是能够一窥最新的流行趋势和生活方式,更重要的其传递出一种当下难得的菁英价值观。”

一位名叫艳然的网友在豆瓣阅读上就王锋去年秋天出版的著作《愿你道路漫长》留下的这么几句话。“朋友在《GQ》工作。不太了解毕业后的她,当周围人都在为户口编制奔波的时候,她仍然在静心实习。工作后,买过这本杂志,只有一两篇好的文章,其他的我看不懂,于是更加怀疑朋友的选择。直到有一天,通过她的朋友圈看到这本书的消息。零零碎碎看完,有些懂得。自己工作一年后离职,这个阶段会怀疑自己,会想着讲究。好在,这本书,鼓励我在规定的时间里选我所爱,争取我所爱。”王锋文字的细腻和感性,以及对人生透彻的感悟与理解,让他不仅成为了一本杂志的领袖,更成为了一群人精神的领袖。

“格局与远略、棱角及方圆……这些词都是王锋教我的,我花了不少时间学,发现还是远不及他,”现任《GQ Style》执行主编兼《智族 GQ》时装总监的崔丹表示,他与王锋自创刊开始就在一起奋斗:“他最会放手,但是因为尊重专业性,并且充满好奇,有时候甚至是童真。他不太喜欢上下级形式,不教条,不上纲上线,情感至上,但理性思考又占多数,教大家要做明白人儿,但又不反对热情与执拗。会用强者之手,但也特别要对弱者同情。” 无论做人,办刊,王锋的种种做法,毫不造作,与市面上一些贩卖成功学、光鲜亮相的杂志主编形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王锋更倾向把发光的机会留给下面的人。一位海外名校求学归来的《智族 GQ》实习生告诉BoF:“康泰纳仕的金字招牌相信谁都不会拒绝,但是《智族 GQ》吸引我更多的还是这里工作的人。在没有进入这里工作之前,仅从一个读者出发,每个在时装组工作的人,单拎出来都是个人物,都让人印象深刻。他们的片子、他们的文字,都有鲜明的个人痕迹,没有一个中国男装杂志可以做到这一点,可以容纳这么多才华横溢的人,让人希望成为这样一个梦之队的其中一员。”

“我是一个比较生活化的人。”王锋自我总结道:“我总是被各种丰富的、热火朝天的生活吸引。我的注意力永远在我的现实生活当中。”或许是受到王尔德和福柯的影响,他是真正的热爱生活,并追求知行合一。《智族 GQ》也是这么一本杂志。“在我看来,像南方报系、《三联生活周刊》这种都是强调精神性、铁肩担道义、为民疾呼、报道社会重大社会政治事件的这种媒体。时尚媒体嘛又是莺歌燕舞、花枝招展、强调物质消费的这样一种媒体。一个精神性,一个物质性,我当时觉得未来应该有一种媒体把精神性和物质性统一在人性的需求之下。因为我觉得对于一个完整的人来说,尤其是对一个男人来说,他的需求就是这两方面的。”

BoF时装商业评论与王锋进行了罕见而难得的面对面畅谈,探讨杂志全媒体化过程中遭遇的各种挑战、智族定义的变化、中国男性消费的未来,及其自身对中国男性群体以及个人成长的感悟。

《智族GQ》创刊号 | 图片来源:对方提供

《智族 GQ》创刊号 | 图片来源:对方提供

BoF:当初你赋予《智族 GQ》生命和性格的时候,你脑中的思考过程是怎样的?

王锋:全球的《Vogue》都是比较相似的,但是全球的《GQ》却是各式各样的。美国《GQ》就是一本非常商业化的杂志、英国的《GQ》则是英国意见领袖的杂志,时装的内容并不多,它更多的是社会文化。法国、意大利就比较偏向高级时装。

中国的《GQ》是怎么样其实是中国市场决定的。中国时尚杂志的发展是从90年代中开始的,男装杂志是2003、04年开始的,非常短的发展历史。《GQ》进来的时候,中国杂志不像国外分的那么清晰。国外的每个领域每个类别都有专攻,但中国的杂志的特点就是杂。它的市场和心态都很杂,所以这就决定了《GQ》在一开始的时候,我们是希望它是一个本土杂志。

中国说老实话是个大国,虽然发展时间和时装的历史都很短,但做什么都有自己的文化借鉴,尤其是男性杂志,它要强调它的本土性。男人特别重视这一点,他更是一个社会动物。不像女人,全球的女人对时装的需求和欲望都差不多的,美的标准也差不多,但是男性的标准就特别复杂。所以首先中国的《GQ》出来,在时装的方面要强调本土性。所以当初我们找人也是,当时跟崔丹聊,刚好也比较契合一些他的想法。

中国男性在2008、2009年那个阶段,那个时候男装,也就只有《时尚先生 Esquire》,属于才刚刚开始发展的阶段,不像女装。我觉得中国男装在媒体概念上比起女装刊物会落后5年以上。所以那个时候《GQ》的出现,它强化了中国男装的这种感觉。所以这是当时在时装层面,我们给他界定的一个目标。

“中国《GQ》现在应该至少是全球第二。从某些数据来看,我们还超过美国版《GQ》。”

还有一个就是它的社会层面。社会报道,也是《GQ》的立刊之本。就像我们头几期,我们都用非常强烈、非常大篇幅的对当时的事件,例如说重庆打黑、中国新绅士运动、内蒙的掘金热,甚至对中朝边界,这些问题都有大量的报道。就希望有这么一个形象,我希望时装当然是《GQ》的一个标牌,但是我希望《GQ》的层面不仅是在时装上面。我希望它是一本有精神气质、有社会光环的一本杂志。

BoF:如今,《GQ》已经创刊7年了,当年的口号“有型有款,智趣不凡”,如今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时间的推移,它有发生改变吗?

王锋:这八个字的本质上没怎么变。我们还是关注男人的形款,根本上我们还是一本生活杂志,不管是时装层面、生活方式层面、物质消费层面都是我们的一个基本面貌。同时我们在内容上、报道上、写作上还是有自己的坚持。但就像你这个问题所暗示的,它也有变。《GQ》在商业性格、生活方式、男性服务的层面比重越来越大。像我们有个作家言论这样的板块。客观上说,它的影响慢慢就弱了。我觉得这既是《GQ》的一个变化,也是中国社会在这个时代的一个变化,也跟新媒体对传统媒体的冲击有关。各种原因造成了这么一个变化。

不过,《GQ》的报道好像一方面没有前面那么强大,但另一方面它也越来越突出,因为现在做这个的人越来越少。《GQ》在这方面还是有自己鲜明的印记。就像我们一开始说,我们《GQ》要做时代的传记,所谓传记它就不可能只是一个层面的,它是涵盖了物质和精神两个层面的。所以在这近一两年,我们还是有很多的报道被关注。比如说像电子英雄啊、直播、罗永浩做的锤子手机,还有我们做的关于抑郁症的报道。这些东西一出来还是会引起关注。

《智族GQ》2016年10月刊封面 & 2015年12月封面 | 图片来源:对方提供

《智族 GQ》2016年10月刊封面 & 2015年12月封面 | 图片来源:对方提供

BoF:出版业现在处于结构性调整的阶段,《GQ》将如何在中国抵御风险,保住几十年的金字招牌?

王锋:《GQ》是一本存在快60年的杂志。它在中国才不到10年。它前60年基本是在传统媒体发展的一个黄金时代中。《GQ》在这方面也很有幸。其实中国杂志也好,男性杂志也好,真的的发展在2005年到2014年大概有10年的时间。我觉得《GQ》也算赶上了中国杂志发展的一个黄金时代。

但是毫无例外的,在世界范围内,《GQ》跟其他杂志一样都面临着巨大的考验、巨大的挑战。这是8年前创刊《GQ》的时候,没有人能预想到的一个局面。去年康泰纳仕高层会议上,康泰纳仕的国际版主席Jonathan Newhouse就问我说,王先生,你想过没有,我们也观察到《GQ》在全球的变化,尤其在中国。中国的互联网、数字化在全球范围内对杂志的冲击比美国和欧洲都要大。你看现在中国的书摊,基本没有什么杂志在卖了,但是欧洲的书摊杂志还是满多的。他问我说,你觉得中国《GQ》怎么应对这样一个局面。

我当时说的是,8年前《GQ》创刊的时候它是一本杂志,我现在,我希望在《GQ》中国10年的时候, 《GQ》这个招牌不再仅仅意味着是一本杂志,它意味着是一个男性生活方式品牌。这个品牌包含着一本杂志。杂志在某种含义上还会是一种主体,虽然它的影响力越来越萎缩,但是我觉得它对于某一部分人,对消费客户品牌的意义,它还是一个山头。杂志的意义还是要占到一半以上。

另外一半,则是我们这两三年大力发展的GQ Digital(数码)产品,包括我们的网站、手机应用、微信、视频、播客。在国内同类媒体当中,我觉得《GQ》的数字平台结构上是最完备的。而且我们使的力气确实也是最大的。这个大家也能看到。现在这一部分也慢慢地承担越来越多《GQ》品牌的一些使命。所以上次我就跟Jonathan说,虽然大家都看到杂志在衰弱,我们杂志的影响力、发行在缩小,但是我可以非常确定地说,现在《GQ》的覆盖面、波及的人群、对人们日常生活的影响,相比起五年前作为杂志《GQ》最强大的时候,现在,我觉得更强大。

你想,我们以前就是一个月一本杂志。现在我们的网站、微信和手机应用基本上都是日更的东西。现在我们微信拥有50万的粉丝, 这就意味着,如果不考虑日活量,或者按30%来算的话,我们也有将近15万人每天在接收《GQ》发出的各种信息。包括我们的视频,我们的视频在腾讯上都是几百万、上千万的点击率。这样的成就,以前通过一本杂志的发行很难去实现。尤其是对更年轻的一代人来说,他们有更多的机会,在更多的平台上接触到更多的东西。所以我希望,在《GQ》10年的时候,它是一个男性生活方式的内容,它不再仅是一本杂志,我们有自己的数码平台,同时我们可能还有自己的俱乐部、社群,甚至有自己的买卖。

我们新的移动应用改版后,GQ24改名为myGQ(买GQ谐音),预示着《GQ》的应用由一个阅读性的App向一个社区形的、有电商特质的这么一个App的转变。我们希望有更多的有社会、商业影响力,进入《GQ》这个品牌,包括我们的Studio。我们Studio以前可能只给模特做造型,那我们现在的GQ Studio更多的介入商业活动,比如大的公司需要的造型教育。我们今年还会进入影视造型,并专门推出一个视频项目,除了常规的视频之外,我们也会做自己的像微电影之类的东西。

BoF:你能透露一下《智族 GQ》现在整体的业绩表现吗?

王锋:现在中国《GQ》的话,应该至少是全球第二。从某些数据来看,我们还超过美国版的《GQ》。就性价比而言,在中国做这个,说老实话,比起欧美成本相对要低。我们的广告收入从前年开始,就是英、法、意三国《GQ》的总和。虽然这两年离我们的目标还有距离,没有实现我们的预期增长,但我们的总量在全球至少是第二,说不定在某些指标上我们还能排第一。

myGQ应用界面 | 图片来源:BoF

myGQ应用界面 | 图片来源:BoF

BoF:目前《智族 GQ》这本杂志面临的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王锋:现在最大的挑战就是整个媒体的转型。我是2003年去时尚集团的,我从《时尚健康Men’s Health》做起,后来又做了《时尚先生Esquire》。那个时候,说老实话是杂志媒体最强势的时候,它的高峰期,一直持续到2013年。那个时候我们的自我界定都是杂志人、媒体人,但是现在随着互联网对这个行业的攻城略池,现在媒体属性的杂志开始处于一个削弱的一个势态,它的媒体转型更是一个更生活方式的一个品牌。媒体的内容也在发生变化。

5年前,我们衡量好媒体的标准就是它有好的文字、图片、选题,然而如今我们的衡量标准就不再仅限于此,我们还要好的数字产品,甚至你有没有给客户提供好的创意服务,甚至你服务有没有非常好的执行力。《GQ》这两年也为很多客户提供创业的服务。以前品牌给公关公司、广告公司做的,他现在更愿意跟媒体来做,因为媒体出身的合作者对他的品牌更有理解力,同时有理解力后,它的表现也更有创意。

“说老实话,一个《Vogue》可以满足大部分女性的梦想和需求,但是一个纯时装的《GQ》肯定是抓不住男人的。”

如今重要的是《GQ》这个品牌,而不是这个杂志。这是一个巨大的转变。它是一个集群的概念,杂志可能还是一架航母,但是它护卫舰、驱逐舰和补给舰会越来越多。

BoF:之前的职业发展轨迹,对你现在担任这份工作有何影响?

王锋:其实在中国时尚媒体的主流人群,跟中国的时尚行业基本上是同时产生。90年代中期,时尚集团培养了一批人。各大奢侈品牌培养了一大批人。如今基本都仍在行业的轨道上。而我在这之前,是没有任何时装的职业经验的,我之前所在的《三联生活周刊》基本上就像是中国的《News Weekly》。 这份工作对我接触时装杂志的影响在于,我一开始就非常重视社会报道,我们要做时代的传记。

时代的传记是美国版《Vanity Fair》提出来的东西,它不是《GQ》提出来的。《GQ》更多的自我鉴定还是更多的一个时装、生活方式杂志。但是在中国,没有《TIME》、没有《Vanity Fair》,  所以中国的杂志它就把很多的概念聚集到一本当中去了,它的杂志市场没有区分的那么明细。

此外,我一开始进去办时尚杂志,我就有非常明确的一点。男人他不是一个纯粹的物质、消费动物,他是需要关注社会、关注时代的,它是有自己精神诉求的。其实我以前也写过一篇卷首,就是,把物质性和精神性统一到人性的旗帜之下。在我看来,像南方报系、《三联生活周刊》这种都是强调精神性、铁肩担道义、为民疾呼、报道社会重大社会政治事件的这种媒体。时尚媒体嘛又是莺歌燕舞、花枝招展、强调物质消费的这样一种媒体。一个精神性,一个物质性,我当时觉得未来应该有一种媒体把精神性和物质性统一在人性的需求之下。因为我觉得对于一个完整的人来说,尤其是对一个男人来说,他的需求就是这两方面的。

说老实话,一个《Vogue》可以满足大部分女性的梦想和需求,但是一个纯时装的《GQ》肯定是抓不住男人的。而随着中国社会的发展和物质的丰富,纯粹苦哈哈的、缺乏物质美感和消费性质的媒体,也很难抓住男人。所以我希望,《GQ》尽管没有做的最好,但是他在理念上,他希望把精神性和物质性统一的一个旗帜之下的,这个旗帜我觉得就是人性。

《智族GQ》马球俱乐部专题 | 图片来源:对方提供

《智族GQ》马球俱乐部专题 | 图片来源:对方提供

BoF:有评论说《GQ》是特稿的避难所,在这么多的压力之下你有想过涉及更多这样的报道吗?

王锋:很难,现在国内媒体生活环境不是很容易,现在我们做这一块还是做的非常小心,还是时刻注意界限,不能越界。无论如何对于一个媒体来说我觉得还是安全、生存第一。

BoF:如今收入多元化是国际上许多出版物寻找新机遇的方法之一,GQ Studio是其中一个,那类似于英国版《Men’s Health》推出维他命和牛肉干这种产品特许经营的合作,在未来你们会考虑这种方式的品牌延伸吗?

王锋:希望有。但在中国做这些说老实话会比较麻烦,尤其是进入食品和餐饮行业。我们现在想的就是,希望看今后一两年会不会能把客户服务做好。毕竟《GQ》的品牌还是在嘛,很多大的品牌还是认我们的服务,他愿意跟我们共同举办大的活动、进行一些大的发布呀,我们希望把这些以前作为一本杂志从来不参与的这些服务内容做好。

BoF:就此,你会招募更大的团队会去支持它吗?数码化这边你们会不会加入新的人手?像美版《Vogue》为了打造数码形象,就花重本扩容了在线编辑团队。

王锋:目前我们也在一个转型和一个过度的阶段,现在我们的新媒体,包括上面提到的客户服务内容,还是我们原来的主体团队在做。我们也有自己的数码团队,如果今后我们提供的服务,包括可能涉及教育,市场越来越拓展开了,就会慢慢地用新的队伍来做。

BoF:很多时候,品牌和《GQ》中国合作是会为了达到总部在中国下的一个指标,那面对这种情况你们会怎么跟品牌去沟通?很多品牌会跟你取经问怎么拓展中国市场,这个时候你会告诉他们什么?

王锋:作为媒体,它的优势就是在社会发展一个消费面上在关注整个行业,而不是一个具体的品牌。所以媒体给品牌某些具体的帮助,也是可以在这方面提供一些支持。比如说,上次我跟Coach新上任的亚太区负责人吃饭,他们这一两年也接受到了一些挑战。Coach在中国市场做的还是挺好的,但是他们也有很深重的危机感。

“我觉得《GQ》的时装队伍,应该是国内男装界最强的一支队伍。”

我当时跟他们说,现在媒体也在纸质版和数码领域进行跨界,对于像Coach这么一个品牌,我就觉得你不能再死咬着自己固有标示和产品,你也可以进行自己新一轮的形象塑造。比如说有没有可能把自己跟旅游、运动产品做一些结合。类似这样的建议,我觉得对这些品牌来说还是有意义的。以前他们盯到的可能就只是他们的竞争品牌,却从来没想注重其他行业里发生的事情,去找新的突破口。

BoF:《GQ Style》这本杂志创刊也有几年的时间了。它在中国时装行业了里面算是建立了相当强大的影响力。当初你决定创立这本别册的时候,抱着是一种怎样的态度?

王锋:《GQ》这本杂志的时装内容总体来说是常规的东西,它有比较大的商业属性,毕竟是一本商业杂志。但同时,时装作为产品,它有它的特殊性,在某种程度上,它有它自己先锋性和革命性的一面。要是它走远了,它和社会的艺术界和先锋文化是有触碰点的。我们所希望给《GQ》的时装不仅是某一阶段的一个面,而建立一条线,让不同的读者在《GQ》的时装中找到属于自己不同程度、不同层级、不同属性的时装内容。

我要是一个存粹的白领、 存粹的消费者,我就在《GQ》当中找我想要的品牌和产品搭配。但是我要是一个文艺一点的青年,同时我也是一个非常时髦的、有更多诉求的读者,希望找到更加先锋性、革命性、更多艺术感的东西,我就可能在《GQ Style》里面找到它。

我们当时希望《GQ Style》能找到一个相对的平衡。过于先锋,你就活不下去;过于商业,你就活的没意义,体现不出一个品牌的价值。所以我是希望是靠《GQ》和《GQ Style》对不同时装属性的呈现,来完成《GQ》对时装每一个阶段、每个面的塑造。时装我参与的不多,我要确定的只是一个大方向。

我觉得《GQ》的时装队伍,应该是国内男装界最强的一支队伍。这本杂志非常依赖于崔丹的专业精神和态度。非常幸运,崔丹不仅是一位对时装感兴趣的时装总监,他在某种意义上对时装文化、消费文化甚至艺术都感兴趣,这都帮助他在这本杂志实现先锋性的内容。此外像Jojo(钱晓静)、何晓斌在这方面,以及我们新加入进来的一些同事,也很优秀。我非常信任他们能做好自己的工作。

中国版《GQ Style》2016秋冬封面 & 2016年春夏封面 | 图片来源:对方提供

中国版《GQ Style》2016秋冬封面 & 2016年春夏封面 | 图片来源:对方提供

BoF:那如今你在每一期的规划时,你经历放最多的是哪个板块?

王锋:我目前放最多的还是数码这个方面。这方面要作出东西来特别复杂,尤其是要拿捏好数码的《GQ》的品牌关系。在报道方面我也比较在意,因为它依然是《GQ》的一块高地嘛,《GQ》的一张脸。

BoF:生活方式内容亦是《GQ》的强项,这部分内容的数码化,相比起时装内容,如今处在怎样的位置?

王锋:这些东西不一定比时装内容更容易数据化或者商业化。因为作为一个杂志品牌,生活方式内容更多的还是完成一个基本面的一个塑造。它不够垂直。但时装它是很明确的,能够更多地垂直下去,在一个领域它能扎根,扎得很深。但相对来说,像我们的表、车,每一块都有它非常专业、非常垂直的数码平台存在,所以时装方面我们倒是很容易往下走。

BoF:每年9月《GQ》都会揭晓的年度人物,它的评选过程是怎样的? 人选是你敲定的吗?入围的标准是什么?

王锋:我们一般都是在编辑会上大家提,提一些候选,然后慢慢讨论,我们现在选择人的标准一般就是各行各业嘛,就是在艺术、经济、体育、时装、影视等领域那一年做出突出成绩的人。我们的口号就是“一年一度呈现时代的变迁和人物的变化”,每年展现出当年值得关注的男人。

BoF:既然谈到中国男人的问题,你在做一个面向中国男性的媒体平台时,你急于表达和传递的东西是什么?

王锋:我更多的考虑的是我的建设性,而不是我的批评的权力。发牢骚、说两句话、吐槽谁都会,都是一种情绪化的语言,但是我觉得比这个更重要的还是问题的解决。至少我做《GQ》,我急于传达的还是那两方面,一个是有型有款。因为我觉得中国男人在服饰也好、在自我形象上的塑造也好,包括你对你头发、你的的妆容,这方面还是非常初级的。哪怕在北京上海,中国男人对服装的审美标准还是比较庸常的。我觉得这种东西,其实是《GQ》的一个职责。什么叫有型、有款?什么样的款型是中国男人应该能理解、接受、欣赏和借过来自我表达的?这是我非常希望《GQ》能做的一个工作。这个工作做3年、5年、10年、8年, 真正能影响倒多少人,这都是一个媒体的责任和荣誉所在。

另外一个方面就是志趣不凡,你作为一个男性媒体当然也不能就光教人怎么穿得漂亮。其实穿得漂亮它本身不只是一个穿衣的问题,它就是有一个精神趣味在里面。这种趣味不光表现出你的穿着,还有就是表现出你的见识,你的世界观、你的价值观,你看到的世界有多大,你对人性的了解,对社会问题的了解,这都能提升你的智趣,开阔你的眼界,让你成为一个摆脱低级趣味的一个人。

《智族GQ》专栏版面 | 图片来源:对方提供

《智族 GQ》专栏版面 | 图片来源:对方提供

BoF:不少《GQ》的编辑在谈起你时,都称你是一位文人,你认同吗?以及在你的人生发展轨迹中,对你影响最大的一位作家是谁?

王锋:我觉得其实我谈不上是一个文人。我的阅读和我的知识都很有限。我是一个比较生活化的人。我对生活的理解和需求,其实就是这八个字。我不是一个做学问能做得很深,或者作家能写很多书,我都不是那一类人。我总是被各种丰富的、热火朝天的生活吸引。我的注意力永远在我的现实生活当中。我只是一个活在日常生活中的人。

如果说对我影响比较大的作家,作为整体一个人,我比较欣赏王尔德(Oscar Wilde)。非常的自由自在,当然我是做不到那一步,但我对他的生活观非常认同,对他的审美、对他的趣味。在真正思想的先锋性上,我觉得受福柯(Michel Foucault)的影响比较大。他对人事的那种透彻,包括他的那种知行合一,他对自己生活的那种彻底。这都是我生活的一个目标和榜样,但是我本人差别也蛮大的,跟他们有很大的距离。

BoF:谈谈你这本书《愿你道路漫长》吧。你这个书出版的时候,你希望这本书能给他的读者能有什么样的一个影响?

王锋:其实这本书比较特殊,他就是一个《GQ》这7年卷首语的一个合集。卷首他首先是一本杂志的一个脸面。就像若干年前报纸还很兴盛的时候,都有一个头版社论。这个社论就是这个报纸的灵魂。那对于一本杂志来说,杂志是以卷,以月为单位的,卷首语就是它的一个昭示,它的价值观、气质,它要表达的观点、精神、内涵,基本都能体现在卷首里面。

“我不是一个斗争性很强的人,一定要争到一个什么东西。我要继续做《时尚先生 Esquire》的话,《GQ》进来我就得拼命地追。所以我与其去追人,还不如让别人来追我。”

这本书的基本精神就是我对《GQ》的理解和对这本杂志的阐述。这本书的内容,包括我分的几个章节,关于人事的、城市的、物质的、旅游的、成长的,就这几个关键词就是我这些年灌注在《GQ》这个杂志、这个品牌的关键词。当然作为一本书出来之后,我还是更多的希望呈现出社会更丰富的一面。我就希望这本书呈现就是,我这个阶段的人做了这件事情之后,我的生活观念和态度。

BoF:你对《时尚先生 Esquire》和你对《智族 GQ》的理解,有什么区别吗?《智族 GQ》创刊时,是什么触动了你,让你过去?

王锋:在《GQ》进中国前,中国的男性杂志《时尚先生 Esquire》是一家独大。它的广告份额可能比其他男刊的总额还要多。对我来说,因为我知道《GQ》进来了之后,它肯定是一个更国际化的品牌,而且我不喜欢去追别人,我不是一个斗争性很强的人,一定要争到一个什么东西。我要继续做《时尚先生 Esquire》的话,《GQ》进来我就得拼命地追。《GQ》的品牌决定了它的起点很高,所以我与其去追人,还不如让别人来追我。所以我就去《GQ》吧,乘风乘势的。而且时尚集团是很本土化的集团,我也希望让自己到一个相对国际化的集团去看一看。看看它的媒体形态,它所追求的东西是什么样的。

《智族GQ》2017年3月刊封面 | 图片来源:对方提供

《智族GQ》2017年3月刊封面 | 图片来源:对方提供

BoF:那你看了这么好几年下来,你觉得时尚传媒和康泰纳仕最大的差别在哪里?

王锋:其实差别还蛮大的。比如说,时尚集团,包括《时尚先生 Esquire》,相对来说它更商业化,杂志就是一个生意,在我看来。我跟出版人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出版人会让我密集地去见客户,告诉我杂志的商业计划。但是我到了康泰纳仕之后,我的出版人非常注重跟我保持距离。她非常尊重编辑的独立性。她从来不强加给我任何一个封面,我们也不会为了一个品牌去卖封面。当然,康泰纳仕集团也有商业压力,但绝不会做出为了拿热钱,伤害品牌的事情。

你也知道,康泰纳仕集中了全球最好的杂志,后来我参加它的国际会议,我也有这种感觉。它非常重视主编。在时尚集团,出版人是在主编之上的。但是在康泰纳仕,出版人和主编是平级的。而且在这样的情况下,有些小细节会很有意思。在康泰纳仕,只有主编可以自由选择自己办公室的位置,像我办公室位于角落。我甚至可以选择我办公桌的颜色、背后书柜的颜色,但是出版人是不能选的,是公司标配。就从这个细节,你就能感到公司立场,以及对编辑的尊重。

BoF:假如康泰纳仕未来还要引进其他杂志,如说《Tatler》或《Vanity Fair》这种更注重社交、观点的集团招牌刊物进来了,《智族 GQ》会不会做相应的调整?

王锋:如果杂志这种媒体形态按5年前那种事态发展,其实有可能的。像在2013、2014年是有考虑引进像《Wired》、《Vanity Fair》这样新杂志的。但是后来数码化忽然像一头猛兽一样,就把这个磁器场给搅乱了。所以在短期可见的范围内,都不大可能进了。这个时代如今发生的变化是掘地三尺的,它不是某一个集团、某一本杂志的问题,它是杂志这种媒体形态它依存的基础,读者群松动了、商业模式松动了。这是一个非常釜底抽薪的变化。所以我觉得短期内看不到。

《智族GQ》2016年9月刊 | 图片来源:对方提供

《智族GQ》2016年9月刊 | 图片来源:对方提供

BoF:对于GQ China Present这个项目,你怎么看?

王锋:这是我们做了第六次了,这是我们《GQ》品牌国际化的一个体现吧。其实6年前,中国设计师在中国市场没那么重要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了这个趋势,那个时候我们就把中国年轻设计师往国际市场带。5年之后,这个趋势已经非常地明显了。大品牌在中国是往下走的,各种独立品牌、中国本土的设计师,前些年在国外求学,这几年也是一个回流的过程。慢慢地越来越多新的设计师也出现了,所以这个行为说明了《GQ》的两个属性。

一个是《GQ》的国际化的属性。它把国内的人才在往国际市场上带。另外一个属性则是,《GQ》决心参与到国内设计师品牌的成长、参与到国内时装产业中的一种努力。包括我们对上海时装周的介入,我们也是希望进来帮助更多的中国设计师成长,而不只是在媒体上做一些推进。我觉得那种推进都是很浅层的,我们现在希望除了这种基本的推进,我们还希望跟这些设计师一起成长。跟他们在一个大的时装产业链里去摸爬滚打。

BoF:最后,你对于中国未来10年整体的男性消费市场,持有怎样的态度?

王锋:在消费层面我非常看好。只要不出现大的动乱,比如说战争、灾难那种。经济哪怕就是L底的经济,这种消费能力的增长是一定的。时装消费就是一种口红经济,不管经济好还是不好,只要这群人成长起来了,只要这群人的审美和价值观成长起来了,他们就会在这上面有更多的努力。他就会追求。潘多拉的盒子已经打开了,回不去了。

实习编辑Georgina Yi Wan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