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

Vestoj专栏 | 是这些时装,曾陪着这些名人们下葬

Reginald Arthur绘制的《埃及艳后之死》| 图片来源:Vestoj
玛丽莲·梦露、迈克尔·杰克逊、埃及艳后.....这些“时尚偶像”在下葬那一刻穿的是什么?这一期Vestoj专栏中,英国撰稿人Philippa Snow带来了时装与死亡关系的论述。

英国伦敦——除了死,玛丽莲做什么都不准时。但她的死亡却来得太早。她在肯尼迪总统(John F. Kennedy)生日晚宴上,欢快地唱起生日歌,晚宴主持人开玩笑形容她是“姗姗来迟的”(英文中亦有“已故的”之意):“总统先生,有请姗姗来迟的玛丽莲·梦露(Marilyn Monroe)”,这位主持人的耐心怕是磨得比她身上半透明的Jean Louis长裙还薄。录像中,她的白貂皮披肩外套就像一小片雪堆。舞台像是一片巨大的天鹅绒真空。

三个月后,她真正变成了“已故的玛丽莲·梦露”,但她既没穿白貂皮外套,也没穿薄如蝉翼的长裙,而是一条Emilio Pucci绿色长裙。她的尸体被人发现时,什么都没穿。但你也不难想象她在下葬时什么都没穿,你不难想象那口棺柩打开的模样,但你却很难想象她的“身体”变成了“遗体”。就好像你永远不能说一辆凯迪拉克“死了”,一瓶可口可乐“死了”。倒是可以说一辆凯迪拉克撞坏了,一瓶可口可乐被挤爆了。那么,我们姑且说玛丽莲·梦露,不是诺玛·简(Norma Jean),只是玛丽莲·梦露,被弄坏了吧。你不能将她的遗体比作美梦的残迹,但真要这样说也可以,只是不过显得更轻松一些。

他们将她“弄坏了的躯体”,这枚逝去的时代标志,装进了一条Pucci的绿裙子。原因很简单:这是她最喜欢的裙子。她的管家为她挑选了这一件,同父异母的姐姐也认可。长袖、腰间系绳带,颜色近似薄荷绿,但不显陈旧,所以即便现在有人穿上应该也会很合适。那年早些时候,梦露曾穿着这条裙子出席媒体发布会。有记者之类的人会告诉她,这条裙子她穿起来特别好看,她以非常玛丽莲·梦露的方式作出回答——你就能知道她远比所谓的“性感女神”形象有脑多了,搞不好比你还聪明。她说的是:“你应该看看它挂在衣架上的样子。”

“与她‘白天穿来工作的衣服’不同,”玛丽莲·梦露藏品(Marilyn Monroe Collection)官方网站上这样写道:“那些衣服几乎全都是黑色的”,她的Pucci服装“是玛丽莲穿来演戏的”。想想已故的玛丽莲死后还想扮演什么角色,只能证明梦露确实不会像其他人那样死去,她的身体在整个人类美丽性感与女性复杂历史上所代表的,任谁也无法取代。可乐瓶子不会死,谜语不会死,数学方程式不会死。“欲望”的抽象概念不会死。“爱”的形象不会死。

玛丽莲·梦露生前曾穿着的Pucci绿色连衣裙,也是她下葬时的服饰 | 图片来源:Getty

玛丽莲下葬时究竟换上了什么衣服,既重要,也不重要。因为不会再有谁能像她那样填满这条裙子——她去世半年前身穿那条绿色Pucci裙子现身时你就知道了。在肯尼迪总统的生日晚宴上,当她解开了自己的白貂皮外套,观众们就明白了。观众们明白了,不仅因为这条裙子透明得近若无物,也意味着他们与女神之间近乎零距离。

她生前拍摄的最后一张照片用作广告(正是这张照片让她丢了工作),捕捉了她赤身裸体在水里游泳的场景。那是人们对玛丽莲身体的最后一次渴望。不是衣服成就了这位银幕上的“你的美人”;是她成就了这些衣服,尤其是她身穿这些衣服四处走动或是拍摄照片的时候。但当她离去,事情就好像变了:因为玛丽莲给一幅图像、一件衣服、一部电影、一场派对带去的品质,恰似紧窄瓶中的一道闪电,除此之外还能用什么比喻呢。要扮演无脑的金发美人,必须要有的是真正的钢铁般的坚定的聪慧。而玛丽莲扮演了1o0次。但我们真正想做的,只是观看她的身体。当我们发现她的身体变成了完全是另一种意义的身体,我们无法不表现出全然的震惊。

但那条裙子,我们从那条裙子上知道了,她还是以前那个玛丽莲,就连死去时也还是一样。美国作家诺曼·梅勒(Norman Mailer)说得没错,他称她是“我们所有人的银色女巫”。或许我们到现在都没弄明白她究竟在玩什么巫术。

迈克尔·杰克逊生前曾喜爱佩戴的手套之一 | 图片来源:Getty

“美国……喜欢的是成功的心理变态者,”小说家加利·印第安纳(Gary Indiana)曾经写下这么一句话:“并且认为,梦想成为这样的人,再正常不过。”加利(Gary)还是美国印第安纳州(Indiana)的一座城市,得名因其为迈克尔·杰克逊(Michael Jackson)的故乡,杰克逊本人就是美国对严重人格缺陷者(如果算不上心理变态者的话)的偏爱与模仿的最好证明。阿姆斯特朗或许代表人类在月球上迈出了意义非凡的一步,但首先学会在月球上跳舞的可是杰克逊。

“他剪短了长裤,让你能看清他的脚踝,”英国小说家Zadie Smith在充满妙笔生花的文章《碧昂斯教会了我什么》(What Beyonce Taught Me)里观察道,她还暗示自己或许也从这位完美舞者那里明白了点什么。“抓起他的裆部,让你能更好地理解舞姿回旋。他一只手戴上手套,让你能注意到稀世的律动,为整支舞加上标点,加上一个感叹号。尾声临近,他这身令人好奇的舞台装束,越来越明显的是要完成勾勒与凸显轮廓的任务。好像一件盔甲,目的是清晰定义出身体的每个部分,好让其运动时不为人注意。”

他作为舞者的才华,让那些夸张炫目的动作如行云流水的天赋,只是更加巩固其“他者性”(otherness)。他成为大型药企(Big Pharma)的忠实支持者的才华亦是如此(毕竟在古希腊神话里,阿波罗不仅是音乐之神,也是医药之神)。“通常吗啡的平均注射量为2毫克,”他的一位医生在他死后表示,“但迈克尔通常会注射10毫克。”迈克尔·杰克逊不需要遵循“常例”。

直到最近,我才发现杰克逊在舞台上的军装造型本来就不是战地军装,而是帝王军装;他的黑色潘尼乐福鞋(penny loafers)和崭新白袜也和金·凯利(Gene Kelly)的一模一样。他的肢体语言被速记。他的演出服设计师承认,Zadie的观察最贴近事实。他确实想在起舞时,所有细节都被清清楚楚地看见:逃不出人们的视线,这种明显与奇怪在视觉之外也能被感受到,无论是好是坏(如果不能谈他的癖好,应该说是被指控的癖好,那我们只能谈论他的外表了)。

“就在他对外貌的改造开始掩盖了他的音乐人生时,”作家Hilton Als在《White Girls》(“白人女孩”)中写道,“杰克逊如今出名了的白皮红唇面具……终将被解读这位对生活‘说不’、对流行文化‘说好’的男人身上,最令人不安的变化。”与王室齐名的杰克逊,与玛丽莲·梦露有着同样象征意义的方程式,大众也热于为之解码。

我想说的是,他精心打造的这般疯狂离奇表现,通常出现在王室贵族身上人们才会加以谅解。(君王是被允许有缺点的,因为我们让君王相信自己一句话就可力挽狂澜。他们做的决定不可能永远都是对的。)就像为了能在来生“演戏”,梦露穿着Pucci绿裙子被送进棺柩那样,杰克逊下葬的时候也穿着演出服。好像如果不穿,我们就再也认不出他一样。

又或许我们真的会认不出,戴面具不就是故意让人认不出吗?对杰克逊来说,他的身体有没有展示出来不重要。唯一重要的是我们知道了他的棺柩是镀金的,是我们从报刊得知这套陪葬的演出服价值35000美金。“他最后的造型,外套复刻自1994年他从姐姐珍妮(Janet Jackson)手中接过格莱美奖杯时身穿的白珍珠外套,一条镶满黑色米珠的黑色Levi’s牛仔裤,本来准备要在《This is It》世界巡演中开幕身穿的合成树脂护腿——他去世时正在为这场巡演进行排练,一条镶嵌半宝石的18K镀金拳王腰带,一副太阳眼镜。”

最引人注意的不是这些陪葬品,而是一件他特意要求不可随之陪葬的东西:一只白手套。“对迈克尔来说,这只手套代表了《Billie Jean》,”他的演出服设计师Michael Bush说,“它代表的是那首歌,不是迈克尔·杰克逊。”这只手套的缺失表达了这个事实,人们可以在这只手套明显是代表迈克尔·杰克逊的前提下,明白无误地指着它说——“这不是迈克尔·杰克逊”。

比玛丽莲被清楚定义的肉体更甚的是,迈克尔·杰克逊一次又一次地改变自己的肉身,你能准确无误地认出MJ,都得靠他的衣服造型、他毫不费力的优雅,还有那种他从不费心打造只是与生俱来的鬼影般的气质,这种气质他永远都逃不掉。他的高音,就好像玲珑小鸟高飞入云。他的动作,自5岁后就宛如天神化身。随着公众越来越少为他的内在倾倒,声明“什么是什么不是迈克尔·杰克逊”的外在变开始形成(最简单的例子就写在米粒般的珍珠里)。那只手套自然算不上是,可能也就还行吧。还有很多种特征能打上他的标记。还有其它方式能勾勒出他的形体。一件演出服能让人隔开距离,就和一个清晰明确的造型一般。

如果我们想弄清楚名人下葬或火化时身上穿了什么,往往他们不需要特别有名。通常情况是早逝,而他们很可能严重依赖某种物质的成瘾者,或是天生就容易陷入某种迷恋。他们接近某种畸变的特异。我们永远不知道大卫·鲍伊(David Bowie)下葬时穿了什么,也不会知道伦纳德·科恩(Leonard Cohen)在坟墓里穿了什么。但鲍伊和科恩不是,也从不曾像杰克逊和梦露哪有。这无关人品正直与否,只与是否足够简单纯粹有关。大卫·鲍伊从来就不只象征一种东西。

Sandra West将自己葬在最喜爱的蓝色法拉利里 | 图片来源:芝加哥论坛报

“百万富翁之妻Sandra Ilene West的遗体,”《芝加哥论坛报》(The Chicago Tribune)1977年的一篇新闻写道,我在此怀着合理程度的怀疑描述:“坐在她那辆1964年法拉利的驾驶位上,封进板条箱里,葬入9英尺 x 20英尺 x 9英尺的公墓,位于德克萨斯州圣安东尼奥……West的朋友说,她很喜欢开恶作剧笑话,生前就要求死时选择周四下葬,身穿她最好的蕾丝睡袍,坐在她的法拉利里。“我们完全按照她的意愿,”殓房发言人Porter Loring谈起这场造价9000美元的葬礼时表示,“当然了,这是我经手过最非同寻常的葬礼,”他说,“我们费尽艰苦努力,才保证一切尽可能低调。”

这份要求将自己葬在故去丈夫身旁的手写遗嘱,还带有更具体的要求:“让我穿着我的睡袍,坐在我的法拉利里,座椅的倾斜度得调得舒服。”如果说,克利奥帕特拉(Cleopatra)与安东尼(Antony)之后,世间再无“怀抱着一对如此出名的情侣”的陵墓,只能说是少算了这一座。你最好还要知道,那是一条白色的蕾丝睡袍,一辆粉蓝色的法拉利;更添神秘色彩的事实是,下葬后坟墓被用水泥封住,防止被盗墓。尽管我认为有线索在前似乎无需赘言——但她死于处方药物过量,年仅38岁,给她开药的医生姓Feelgood(英文“感觉良好”之意)。来自某博客网站信任度存疑的证据表明,她“深深迷恋古埃及世界及其古埃及人带着全部现世财产下葬的传统。”

对于拥有如此丰富现世财产的人物来说,这种病态似乎情有可原。该博客还称West曾经与“猫王”埃尔维斯·普雷斯利(Elvis Presley)、弗兰克·辛纳屈(Frank Sinatra)、英格伯·汉普汀克(Engelbert Humperdinck)约会,“特别喜欢做出吸引众人眼球的举动”。就葬礼而言,这还真是。网站还说她“从来不会做什么委婉之举”(文章写得这么扣人心弦也是举世无双了),“人们会看到她佩戴大量珠宝、身穿貂皮大衣或是打扮成德州竞技皇后出街,还有水钻和时髦帽子……有一次,她穿上最鲜艳的行头驱车至比弗利山传奇地标餐馆Chasen’s,风风光光进场,点了一只汉堡打包,上车飞驰而去。”

“你以为20世纪的文化就是痴迷名人了?”为《洛杉矶时报》(Los Angeles Times)撰写某本克利奥帕特拉传记书评时,文学评论员Wendy Smith提问道,“看看千年伊始的地中海社会,那时的政客各有各性格,统治者阶层的浪漫情史与他们打赢的战役一样重要。”West的这场仪式狂热的模仿程度堪比其炫耀程度(你会忍不住好奇她如果养了只小狗,是不是也会让它陪葬),但名人也是如此——克利奥帕特拉也是如此。《时代》杂志(TIME)曾暗示这位古埃及女王必然也乐意“在着装中巧妙地结合希腊与埃及元素”。

“今天的褶裥(Peplum)短裙,”风尚记者Allison Berry写道,“传承自古希腊佩普洛斯式长袍(Peplos),这种管状长袍在腰间系带,因此巧妙产生层次,并在髋部产生面料外展的错觉。尼罗河女王将这种比较普遍的长袍与性感的埃及风格结合起来,很像当代女性将设计师时装与没那么高端的服饰混搭一样。”克利奥帕特拉还出了名地“从不吝于大量使用香水”,“用黑色炭粉……画出类似‘猫眼妆’的粗眼线”,“使用蓝色或绿色等当代化妆师认可的突出色彩画眼影”,这听起来也与德州那种夸张夸大、从不委婉的造型遥相呼应。

如果要说克利奥帕特拉会对为造访地标汉堡店盛装出行感到惊讶,那只可能是因为古埃及没有汉堡店这种东西吧。如果她的陵墓没有被发现,我们还能猜猜里面装了啥——就事实而论,如果她死于1977年的德州圣安东尼奥,我们不难猜到她也会身穿一件睡衣坐在一辆法拉利里下葬。

但你无法改变什么。风尚已经改变,但原来具体专属女性的魅力力量,不管是在生活中还是在葬礼上,从没有也不会改变。克利奥帕特拉不是银色女巫,她是金色的;目前看来,Sandra West与水钻更合拍。但与金钱与名声一样,权力是分等级的。到了我们最好看、最引人注目的死亡的那一刻,所有人都会表现得与疯子没有两样。

而安娜·妮可·史密斯(Anna Nicole Smith)称不上是好演员,倒是钓得一手好金龟。我这么说不带任何贬义,只想指出这点,好能解释为什么她死去下葬时的装扮。因为当你对男人很厌恶——对他们的兴趣、身体以及所有暴力行为极端厌恶,才会选择在躺进坟墓身着粉色公主长裙,戴着王冠,给灵柩盖上镶满水钻的粉色毯子。对这位离世女子而言,这如此真实;或许男人(直男、很有钱的直男)会觉得这种歇斯底的场面也蛮有趣,但这又是如此的不符合事实。

莎莎·嘉宝 | 图片来源:Getty

这种态度180度大转弯,也出现在莎莎·嘉宝(Zsa Zsa Gabor)的葬礼,这位终生追随百万富翁、亿万富翁的女演员,最终遗愿是与Gucci、Cartier、Versace和De Beers共度来生。“莎莎希望与她最爱的裙子和珠宝入土,”娱乐八卦网站Radar Online报道,“其中包括她最昂贵的一条钻石项链。”但实际上她被火化,骨灰“在周五被装进一只Louis Vuitton手袋,送入比弗利山好牧羊人教堂(Beverly Hills’ Church of the Good Shepherd)举办的葬礼。”

有关安娜·妮可·史密斯的葬礼,《每日邮报》(Daily Mail)是这么说的:“高度戏剧化,粉色玫瑰花,情敌们迅速抹去泪水……灵柩旁摆着一张大幅照片,史密斯小姐摆出了与她偶像玛丽莲·梦露极为相像的姿势。吊唁者被通知应身穿或佩戴某件粉色服饰参礼——史密斯小姐最喜爱粉色。护柩者打着粉色领带,西装扣眼别着粉色的玫瑰。”“她离世掀起的媒体狂潮,仿佛是美国总统级别的,”一位来自俄亥俄哥伦比亚的游客向《直通好莱坞》(Access Hollywood)表示,“我就不懂为什么要搞成这么大场面。她不是国际明星,不是皇后,也不是总统。她什么都不是啊。”对妮可·史密斯来说,“什么都不是”也不是新指控。莎莎·嘉宝也一样,事业开始时什么不是,至死挣到更多都来自婚姻。

这两位安息时,都为了幻梦盛装打扮,但她们的幻梦与男人无关——走完了伺奉男人及其性欲的一生,进入来世的莎莎和安娜·妮可给自己配备的武装,与年轻女孩们的品味一致,至少和娇美可爱的年轻女孩一致。你几岁时,在什么地方结束了你的童年?安娜·妮可·史密斯肯定很清楚答案。(“你想知道我妈对我做了什么对吧?”她有次向记者问道,“所有那些她让继父或我的兄弟对我和我的姐妹做了什么,对吧?拳打脚踢,鞭打,还有强奸,对吧?”我们不想知道,因为这只会戳破幻觉。)野心勃勃的、性感的、金发的、早熟得不可能不被男人早早盯上的莎莎·嘉宝,也不可能不知道答案。“嫉妒美人,”她喜欢说,“不会让你变美啊。”

嘉宝还喜欢说,被爱的女人身上会有力量,但对于爱着男人——真心爱着一个男人——的女人来说,身上只有软肋。这无疑也是玛丽莲的软肋。安娜·妮可·史密斯或许在内心深处也会同意嘉宝这个观点,毕竟前者对男人的爱似乎要超过爱自己的儿子Daniel,曾宣称很讨厌男人整天想做爱。但公主裙不会吸引男人。镶满水钻的长毯当殓衣发射不出做爱的信号。这是前青春期的信号。这两位的最终选择在此出现了分歧,因为莎莎·嘉宝对小孩子的游戏再也提不起精神了。

把自己的骨灰放进一只Louis Vuitton手袋,就像用另一种方式写情书,但不是写给男人,是写给这家公司。如果玛丽莲在《绅士爱美人》(Gentlemen Prefer Blondes)里唱的真是她的心声,那么她与莎莎、安娜·妮可就达成共识了。她这首《钻石才是女孩的好朋友》(Diamonds Are A Girl’s Best Friend)里,钓上个男人直至死亡将两人分开,这没什么问题;问题是得先拿到钻石,死的时候才能与钻石下葬。这辈子没能交好运的人通常会说,富人反正“钱也带不进棺材里”,但这些死了的富婆似乎想说:那我带给你看啊。这样的浪费蠢笨得近乎极端。对这些性爱战役的战利品的胡乱挥霍,实际展现得最淋漓尽致的,是一只戴在中指的Cartier钻戒。

饰演德古拉伯爵的贝拉·卢戈西 | 图片来源:Getty

演员贝拉·卢戈西(Bela Lugosi)在1956年离开人世,在歌曲里“死去”则在1979年。最早的那次死去也最残酷,原因估计和你会怀疑的不同,那就是他实际上真的死了。这种残酷性源自对其死亡的展示——卢戈西以吸血鬼德古拉的身份而非他自己下葬,也就是说他本人的意愿基本被忽略了,他的灵柩还是个道具棺材,而非真正得体庄重的安息之地。“他希望当有声片德古拉拍完了,”美国联合通讯社(Associated Press)在电影上映前一年的1930年时报道,“他能够逃脱这个角色的束缚。他说自己再也不会在舞台上演德古拉了。要不是这部电影的广泛传播没能赚钱,他会拒绝这份工作,因为这个要扮演这个可怖角色实在太让他神经紧绷了。”

我也能想到几位当代明星,如果他们被逼得够呛可能也会同意下列观点:扮演某个角色可能会赔上一条命。会赔掉你的自我。就像我之前说到的面具,面具是用来遮盖,让人认不出的(就好像作家约翰·厄普代克曾写道,名人就是从脸开始被吞噬的人)。迈克尔·杰克逊的手段是他的演出服,要么是遮挡他古怪得令人震惊的真实自我,要么就是用他的声名狼藉作伪装。卢戈西总是躲在他的贵族徽章背后。有人可能会说了,不好的事情一次次发生在他头上,搞得他不得不扮起德古拉盗尸,就算他也很不想这么做。但他绝不希望用自己的永生扮演吸血鬼,只是有时候这是种“好莱坞综合征”。整座城市充斥着勒索钱财的恶灵,几乎每一个超级有钱或者超级有名的人都在吸别人的血,要么被别人吸干。

可信度较高的消息来了,卢戈西下葬时身穿的斗篷复刻版,价值仅略低于200万美元,可以让你明白此地对恶魔出价多高。毕竟,欣赏恐怖的最好途径就是资本主义。在他的生活中,吸血鬼那般榨干膏血还表现为这么一个事实:他生前对药物成瘾——多数瘾君子自然也有些形如吸血鬼,并且喜爱夜间活动。“17年前,我去了趟英格兰,知道了美沙酮(Methadone)这种新出的药,”1955年,他刚从医院出来一年,接受了美联社采访并表示:“我当时就买了6盒,估计得有一磅吧。在那之后,我要么用美沙酮,要么用德美罗(Demerol)。我就是用药,不吃饭,病的越来越重。”他的灵柩上有些照片把他弄得像是德古拉伯爵。挺奇怪的,但并不是凶恶得很吓人。看他躺在里面的样子,不比比如你在八卦小报《National Enquirer》上看到惠特尼·休斯顿(Whitney Houston)死时的照片凶恶。这位同在黑暗掩护中的“药坛子”、盗药女,最终倒在了状若棺材的浴缸中。

注意了,躺倒在浴缸里离开人世时,休斯顿还是那个休斯顿。素面朝天,穿了一条简单的小黑裙,你不会认错。也更容易地看到,她体内的那种火花也随她而去。像休斯顿这样,在生活里就算遇到挫折也依旧乐观热烈的人,不会在一件戏服、一种标志性风格或是某个虚构人物上建立自己的声名。她的名气来自她的才华与欢乐,来自这等才华与欢乐本身——这是不一样的。这与希望自己在葬礼上穿的衣服被众人看到并热议的人不一样,一张休斯顿身穿简单裙子的照片,强调了死亡的全部真实性——不管你有名没名,人终究逃不了一死。王与后,钓金龟者,性感之神,魔鬼,好莱坞吸血鬼们,结局统统都一样。死时有型有格,也还是死;其余只能留给历史去辩论。

Vestoj是一个对时尚进行批判性思考的多重媒体平台。截至目前位置,其旗下包括一本年刊、一间在线网站以及常规举办的Vestoj沙龙,其围绕时尚展开探讨的主题涵盖“物质记忆”、“羞耻”、“权力”、“时间”、“失败”等,其最新的一期主题为“男子气概”。每一个Vestoj项目都反映并阐述了当代性思维对时尚理念及其对社会的贡献的反思和实践。

Philippa Snow是居住在伦敦的自由撰稿人,以及《Modern Matter》杂志特稿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