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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a Wintour:时装界的“霸道总统”

Anna Wintour | 摄影: Patrick Demarchelier
在时尚界中,没有谁像Anna Wintour权力那么大,或是评价那么两极分化。在我们最新的一期纸质版特刊中,Imran Amed与这位美国版《Vogue》主编进行了罕见的促膝长谈,探讨2017年美国乃至全球时尚界的变化、大都会博物馆的Met Gala、下一代的时装杂志编辑以及她自己的故事。

当今时尚界,无人能像美国版《Vogue》主编Anna Wintour这样,坐拥有强大而如此富有争议的地位。全球时装界正被政治、经济、科技变革撼动的当下,已经在这本杂志担任“国家元首”近30年的她还将带领其走进创刊第125周年。BoF首席执行官兼主编Imran Amed独家采访这位全球时尚界的第一号人物,问及有关行业与杂志未来——甚至是她本人的未来,以及她在筹备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慈善舞会(Met Ball)以及下一期《Vogue》时,如何设想2017年的美国乃至全球时尚商业。

美国纽约——“我会称她是时装界的主席、总裁或是总统吧,”问及美国版《Vogue》杂志主编兼该杂志母公司康泰纳仕(Condé Nast)艺术总监Anna Wintour时,康泰纳仕集团首席执行官Bob Sauerberg答道,“她要为包括我们在内的全部人提供建议。没错,她是我们的创意舵手,同时也是一位了不起的商人。”

确实如此,而且Wintour扮演的角色远远超出了康泰纳仕集团本身,她的影响力也远远超出了集团的纽约总部。她是美国以及世界其它地区首席执行官、设计师、政客、电影明星的非官方幕后顾问;她为开云集团(Kering)与路威酩轩集团(LVMH)等主要的欧洲奢侈品集团,提供下一任创意总监任命的建议;她定期主持早餐会,与美国奢侈品百货公司巨头尼曼·马库斯(Neiman Marcus)的老板们讨论本季最重要的时尚潮流。设计师找到她,希望她能给予寻求潜在投资方的建议;投资人找到她,希望她能分享最炙手可热设计新秀的信息。

在刚刚结束的最新一季时装周,不难从她的日程安排表中的一小部分看出,她与时尚界每一个角落以及与政治、明星名流、流行文化与艺术的交汇多么深入:

在纽约,她与在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期间公开支持的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肩并肩,庆祝纪念二人共同朋友、已故设计师Oscar de la Renta宝贵时装财富新邮票的发布。在米兰,她在大教堂前与Sozzani之子Francesco Carozzini肩并肩,参加多年担任意大利版《Vogue》主编的朋友Franca Sozzani追思会,而Francesco Carozzini正在我采访Wintour前数日向外界宣布与Wintour之女Bee Shaffer订婚。

Anna Wintour与Alex Bolen、Michael Bloomberg、Hillary Clinton、Janice Walker、Anderson Cooper | 图片来源:BFA/REX/Shutterstock

在巴黎,她与当前最炙手可热的模特Gigi Hadid以及其人见人爱的流行音乐明星男友Zayn Malik举办了鸡尾酒会,宣布2017年美国时装设计师协会/《Vogue》时装大奖(CFDA / Vogue Fashion Fund)决赛入围者名单;数日后,她出席了Comme des Garçons隐士般的创始人与设计师川久保玲(Rei Kawakubo)的新闻发布会,川久保玲正是今年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展览的主题人物,而Wintour亦将该文化机构转型为全球媒体平台,其一年一度的开幕筹款舞会Met Gala被誉为“时尚界春晚”。

Sauerberg确实没说错。Wintour确实更像是一位国家元首,而非仅是杂志主编,但这个主编的头衔又给了她独特的、鸟瞰整个时尚产业的视角,以《Vogue》与康泰纳仕为基点,向外扩展并涵盖了这个价值高达2.4万亿美元的、更广泛的时尚生态系统。那么,要想谈论正在冲击美国时尚业最根本核心的种种变革,还有谁能比这位时尚业最高价值的顾问以及事实上的“总统”更合适的对象呢?

现在是空气舒爽的3月,上午8时34分,Wintour身穿Prada出现了。她热情地欢迎我进入她的办公室,我们一同坐在著名的、出现在无数照片与电影里的艾伦·布克斯鲍姆(Alan Buchsbaum)设计的办公桌旁。与传说中的一样,放在最前方的那只星巴克马克杯上沾到了口红印,旁边是一字排开的苹果(Apple)设备,iPhone、iPad和MacBook Air。

她身后的边桌上的那只银色托盘,叠放了一大堆新近出刊的美国版《Vogue》杂志,包括长达800页的2016年九月刊,封面人物是模特Kendall Jenner。美国版《Vogue》的九月刊,依旧是全球最重要时装杂志中的最重要一期。但近来的《Vogue》九月刊广告页数较之前减少,折射出纸质版广告的衰落。(2012年出版了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九月刊,封面人物为Lady Gaga、杂志重4.5磅、共计916页——其中658页是广告。)

作为回应,Wintour与Sauerberg实施了一系列运营和组织变革,使该集团适应更为精简平面的数字化时代,其中包括多轮裁员、关停《Details》、《Self》与《Lucky》杂志、将《Teen Vogue》改革成为数字版本优先的出版物、一年仅推出四期纸质版、将Style.com收归进入Vogue网站的新“Runway”版块,并将集团内横跨不同杂志、网站以及康泰纳仕创意机构23 Stories的全部21只创意团队,收归同一位集团创意总监Raúl Martinez麾下。

在本次访谈中,我将了解这位时尚产业最厉害的人物,是如何将围绕其身边的混乱展开成为优势的。她所在的这家传统媒体出版公司将如何在数字化的当下重塑自身、她所在的时尚产业正如何进行快速流动,还有或许是最重要的一点——她所在的国家将如何在这位经济、外交、社会政策立场极端得难以预测的、高度争议性的总统治下继续运转。从她位于纽约世贸中心一号楼(One World Trade Center)的、今年125岁的美国版《Vogue》的办公室的座位上,Wintour同样试图弄清特朗普究竟对美国以及世界意味着什么。

Imran Amed:你认为《Vogue》这本杂志在1892年创办之时持有什么样的立场,到如今又有怎样的改变?

Anna Wintour:不管你相不相信吧,1892年的时候我还不在呢!不过那时《Vogue》是一本杂社交杂志,反映了时代,就像时装反映时代那样。我认为,不管你在时装天桥上、街头、电影里还是Instagram消息里看到了什么,时尚都能告诉你当今世界正在发生什么样的事。

有些时候,你需要保持一点距离才能了解这些事情。比如,女性大游行就很触动我,我让专题部门专门去找一位在1960年代真正参加游行的人。于是他们找到了一位特别棒的作家,玛丽·戈登(Mary Gordon)。当年她不得不瞒着母亲以及任何人,偷偷溜出家门去游行,结束之后潜回房间,家里人从来都不知道这件事。但是现在当然也不一样了,母亲、女儿、祖母、男友、丈夫,谁都好,全部人都上街游行。所以看到这个世界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真的蛮有趣。

同样地看看人们过去穿什么、现在穿什么,也很有趣。对我来说,时尚是一种持续不断的迷人的东西,因为时尚关于自我表达。无论你看的是哪一年的《Vogue》,你都能看到这就是我们当时尝试做的东西——反映出整个时代,反映出特殊时刻。无论是通过时装摄影还是我们的政治议题或文化报道,杂志是一种活生生的、会呼吸的东西。你需要做到的是活在当下的时刻,不需要太超前,也不要太落后。你必须要反映出人们当时的所见所闻。

IA:能否回想一个你曾在杂志中反映时代风云涌动的时刻?从改变了当时世界政治气候或科技变革的角度来看。

AW:尽管“颠覆”(disruption)这个词已经用得太多了,但我们不得不重新回到这个词上。作为集团艺术总监,我的职责中包含定期参加编辑部专责小组(Editorial Task Force,简称ETF)会议,会上我们会邀请其他领域的领袖参加,与我们的主编、数字领袖等其他几个人共同谈论各自所在领域正在发生的事情,不管是媒体还是硅谷——我们会从所有角落邀请人们过来。

其中一条令人难以抗拒的讯息来自硅谷:在变革面前,你不能害怕。传统公司是最难去改变的,但你必须要敞开怀抱迎接新想法,而不是只会担心失败。我认为,当事情变得有挑战、变得和过去不同的同时,实际上也创造了一个令人非常激动的时刻,因为这确实给了你尝试不同事物的自由。我发现我们过去两三年的讨论变得很有用,很有意思,因为我确实发现了:特别在我们搬进现在这座大厦并远离纽约文艺生活氛围之后,我们好像身处一座孤岛,陷在自己的世界里,做的事情总有点像是不断重复。所以当你向完全不同的观点敞开自我,会得到很多灵感。

IA:是的,今天早上我还在看你在牛津大学辩论社(Oxford Union)的演讲视频。你说:“这就是历史悠久、发展成熟的企业的毛病:他们习惯了一切都按照设定的路子来。我会是康泰纳仕第一个承认我们很自负的人——我们可是康泰纳仕诶,我们一直都是这么做的。我们每天都忙着要做到最好、最完美,不常有时间进行什么讨论。我希望这点能开始改变。”那这点改变了吗? 

AW:我觉得有改变。我是说我们的开展业务、看待事物、成为更好的合作伙伴的方式,已经被彻底重塑了。我们是一家媒体公司,如今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触及我们的受众。我们谈论的话题广度十分非凡,并以非常多样的方式去进行谈论,还有一点有趣的,是新闻周期被彻底改变了——无论你是在传播什么样的新闻。所以这些机会很令人激动,虽然有时候看似艰巨可怕,但总之,依然令人激动万分。

所以,是的,我记不起哪个时代充满变革,也记不起哪个时代特别令人着迷。你读过我们那篇讨论多元化的文章了吧——当然了,多样性、包容性,我们在康泰纳仕谈得很多,《Vogue》也是一样——我们必须要反映我们所处的世界。我认为,时尚本身会让人过于狭隘,我把我们都算在这里面了。谢天谢地,这一点正在改变。我觉得这确实很棒。

IA:但是,你会时不时有挫败感吗?你们的三月刊,封面那些令人惊艳的女性,体现了你们对一个更具社会包容的观点,做出了如此之多的努力……

AW:其实三月刊不是我们第一次做了。我们在去年一月刊就做了一整期多样性的报道。

IA:但是这一期杂志的反馈是,你即刻得到的反馈是,人们说:“啊吧好,反正这些照片都经过Photoshop后期处理了,哪里够多样性啊”之类的话。

AW:没有经过后期处理啊!这些年来我在工作中学到的就是,人们会经常谈论我们的东西,有时候这特别好,但有时候人们关注的点会很让你惊讶。但你知道你的心之所向,你知道编辑、摄影师还有这里每一个人都在努力做的是什么,所以这些,你也必须要去忍受。如果每一条小批评都能烦到你,你早上都不用起床了。这是一定会随之而来的东西。

IA:在这样一个充满变化的环境里,哪些传统杂志的元素是你觉得一定要保留的?哪些你觉得应该抛弃?

AW:我们明白自己拥有最棒的受众。他们到现在依旧参与交流与互动,分享他们的感受与思考——这对我来说就是最好的回报。你不能只顾着追求点击率,追求那些“快钱”。你必须要挺身而出,捍卫你所坚信的东西,这就是我们在康泰纳仕的所有人坚信的原则。

IA:谈到追求点击率,我看Vogue.com和读《Vogue》杂志的时候,会注意到完全不同的两种基调,也就是Vogue在数字世界里的自我呈现是很不一样的。我很好奇你们的团队是怎么相互配合的,都在同一间办公室吗?

AW:我们已经完全地整合到同一层楼了。完全的整合到了一起,我们总是在见面、讨论、聊天。

IA:你会每天打开Vogue.com,看看事情做得怎么样吗? 

AW:会的、会的。但我感觉主要是——如今你有机会用这么多种不同的方式与你的受众对话。我们会和他们很详细地谈起我们在时尚基金(Fashion Fund)做的工作、我们出版的书籍还有我们做的这些视频。我们会通过Instagram之类各种不同的方式,告诉他们我们在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做了什么。所以说,这不该是被同质化(homogenised)的。是的,我们还是会注重质量与权威性,就和我们在《Vogue》做的一样,但对我们的受众来说,确实在讨论与提及的问题方式上,这两者有些许不同。

再说了,你没办法控制所有事情,也不应该去控制所有事情。我认为,所有这些能与不同受众对话的机会,给我们每一个工作其中的人带来的快乐,就是感到惊喜、愉悦、能告诉我要去做什么。我很乐意知道周围正在发生什么,我很乐意有这样的意识,但我不是搞“微观管理”、吹毛求疵的经理。我不觉得,如果人们感到自己每做一件事都有人盯着,那么这些被“微观管理”的人没办法在最好的状态中工作。所以,我们努力去鼓励所有的编辑、撰稿人、摄影师在我们所做的一切项目上,掌握自主权,我们希望他们对自己正在做的事感觉良好。

IA:数字化崛起带来的一个变化就是,时装发布会的焦点已经转移到参加发布会的人们身上。时尚编辑已经成为当下时装生态中的组成部分,这与以往任何时候都不同的。你如何看待这点?

AW:我认为,基本上所有能让人对时尚感到兴奋、对时尚产生兴趣、并开始关注时尚圈中人的东西,都是很棒的。我看我们网站还有许多其它网站的街拍照片,都能给人带来很多灵感,都很有意思——还有,感谢上帝他们不再像从前那样穿黑色衣服了。我很开心看到人们这样去努力,然后乐在其中。

之前,我们就在谈论,在某篇报道里我们希望Grace Coddington能拍出那种创意的混乱状态。我们尤其能从Miuccia Prada的时装发布会中得到最强烈的概念,因为那里展示的一切都是混乱的,看起来就像来自不同国家、不同的身份认同。这就是我在看街拍造型的时候,能看到有人看起来并不像直接从秀场走出来的那样,而是把他们自己的个人风格、发明创造与诙谐幽默结合起来。我觉得这太神奇了,为什么不呢?等待时装发布会开场时,你就可以看看别的东西。

英国首相Theresa May登上美国版《Vogue》| 摄影:Annie Leibovitz

IA:回到你之前说的——如果说时装反映了时代,那么你很难不去反映当前时代的政治风云。 

AW:你刚从伦敦过来。对吧?

IA:是的。 

AW:看了我们做特蕾莎·梅(Theresa May)的报道吗?

IA:我看了,我还拍了些照片。已经上各大报纸首页了,确实挺令人惊讶的。 

AW:是的,出于某些原因,他们就冒出来这个想法,要把首相女士请上我们的封面。这从来都不是我们讨论范围里的东西,我也不知道这个主意是从哪里冒出来的。我那是还担心他们会不满意。

IA:他们并没有不满意。这已经传开了:一篇刊自《Vogue》的政治报道。当时,我正在找些东西来读,发现了《Vogue》二战时期的战地记者李·米勒(Lee Miller),当时她就犹太人大屠杀主题拍出了一些很能激起人们情绪的照片。所以某种程度上,《Vogue》也一直是会报道政治这类严肃题材的。

AW:是的,我们确实是有这个传统。我一直不明白为什么没人把她拍成电影,她实在是一位了不起的人物!多谢你去关注这点。当时人们确实震惊,又或者,“震惊”也不是很准确的形容词。

IA:或者说,“令人不安”? 

AW:确实是令人不安,令人瞠目,同时也是了不起的一些照片。当时的杂志主编Alex Liberman也是我本人事业导师之一,他是如此的无所畏惧、满怀同情慈爱,才能看到这些照片饱含的情感与动人之处。

IA:有关英国首相特蕾莎·梅这篇报道——为什么你认为美国版《Vogue》的读者会感兴趣呢?

AW:我认为,他们会对女性感兴趣——回到我们第125周年的话题了——今年,我们真的决定要进行全年关注的话题。不只是某一期,我们认为需要去观察身处各个不同阶层的女性。回到《Vogue》肩负反映时代这个责任的话题,这位女性是我们伟大盟友英国的现任首相,这是在玛格丽特·撒切尔(Margaret Thatcher)任期后第一次。我们知道,我们的读者对政治感兴趣、对女性感兴趣,对整个世界感兴趣,所以当然了,报道梅对我们来说是很自然的事。

IA:当前在美国,政治已经制造了很多紧张氛围。你用挺直接的方式为另一位候选人加油助威。这还过去了不到100天,你自己有什么特别的体会吗?

AW:我们离得太近,很难明白未来将会产生什么影响,会发生什么事。有太多太多的新闻,我不确定你看到的是什么。我看到大家过去一直,或者说一定程度上依旧是,在特朗普任职期间对政治有着高度参与,他给了人们这么多的理由参与政治。你几乎每天早上起床都要看看他说了什么或者有什么可能要发生。我觉得,现在人们对他的接纳度更高,这正在变得,我不想用“正常”这个词来形容,但是他们开始意识到,这就是当前的形势了。

现在是时候了,我们需要真正开始去评估未来会是什么样。因为我认为,很快这将变得与我们许多人相信美国未来去往的方向有着如此之大的差别。要去真正理解并消化这个过程,真的很难。人们平静了很多,现在是时候了,我们要开始着眼于我们真正能做的事,以及怎样才能对我们坚定的事业有所贡献。

实际上,我们的三月刊也引用了Diane von Furstenburg一句很棒的话:吐槽、抱怨与尖叫是没有用的。民意已经体现在投票上了。现在,我们还能做些什么才是最有用的并且依旧能捍卫我们坚信的立场呢?意见出现分歧是正常的。他们最自己认为是正确的观点的坚定,与我们一样强烈。所以,让我们试着用一个也已经用烂了的词语来表达——让我们跨越两党之间的分歧,看看能够一起做些什么。我真的相信这一点,因为光有“意见不同”是不够的。

IA:这就是你跟特朗普总统开会的原因吗? 我觉得人们感到很惊讶。

AW:我早就认识唐纳德·特朗普了,我记得1980年代早期就认识了。 任何在纽约、或是知道纽约的人都会认识他,而他也就是在纽约的知名人物。Ivanka与我们的杂志也有着渊源,我尊重Ivanka也尊重她取得的每一个成就。如之前所说,我们有这样一个封闭式的“基金”,邀请圈外人进来与我们谈谈他们的愿景和所看到的东西——因此,邀请彼时当选的总统与我们所有人聊聊,显然顺理成章。我们是一个庞大的媒体公司,我相信他也去了《纽约时报》。我认为这是一件非常自然的事情。

IA:特朗普当局鼓吹的一些政策,特别是进口税政策,让时尚界感到担忧。

AW我不认为现在已经有了明确的说法。他说了很多事情,但他实际上能做些什么呢?达成目标钱,他将面临很多制衡。我觉得已经有很多反对意见了,现在正是评估这些意见的时候。

IA:那么有关《Vogue》如何应对梅兰妮亚·特朗普这样复杂的问题呢? Vogue》一直以来都会拍摄第一夫人,海伦·塔夫脱(Helen Taft)是最早的第一批被报道的第一夫人之一,希拉里·克林顿则是第一位上了封面的第一夫人。你会继续这一传统吗?

AW我们一直都在拍摄或是采访第一夫人,就像我此前所说的那样,我无法想象我们未来不会去报道这位第一夫人,但现在我们没有任何计划。

IA:你是否认为报道能够代表当下行政当局的人士,也是《Vogue》责任的一部分?

AW是的,我想我们必须尊重美利坚合众国的总统办公室,我想我们也需要尊重不同的观点。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一定要同意他们所说的一切,但很多其他国家或许会那么做。

IA:自从你在《Vogue》就任之后,你觉得美国的时尚商业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

AW嗯,我以前认为美国的时尚界是由一些非常主流的品牌组成的。无论是Calvin Klein、Ralph Lauren、Donna Karan、Michael Kors还是Marc Jacobs——他们都是真正的家喻户晓的名字,过去任何品牌要成长为接近他们的样子,需要经过至少10年的努力。我现在看到的事情是,今天,年轻才俊纷纷出现并得到认可,找到客户非常容易。如果你有才华,使用现代的沟通方式,并且做掉所有你需要做的事情,你可以更快地自立门户。

同样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如今的顾客已经变得如此成熟,他们知道很多东西,他们也不想被利用——尽管他们有钱有权会在衣服上开销很多。他们会在网上把比价,不想被随便占了便宜。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变化。

IA:你在时尚界的角色远远超出了你在这里的角色。有些人认为你是顾问、指导或参谋,甚至是一个低调的秘密人士,帮助行业的齿轮运转。你的参与程度如此之深,是怎么发生的呢?

AW我认为这是这项工作的快乐和责任的一部分。《Vogue》是代表时尚界的巅峰之作,我认为我们一直在诚实地跟随着这个领域的动向,不仅仅是我,我们都是这样。Sally Singer、Virginia Smith、Mark Holgate——我们都在外面与人交谈、倾听并试图帮助他们。我认为这让每个人都得益,我们得益,也得益他人。

IA:你是怎么得益了呢?

AW我认为这让我们的工作更加清晰。我们需要了解的不仅仅是我们这一边的事情,还需要了解零售环境发生了什么,不同品牌发生了什么,读者告诉我们什么,他们的客户告诉我们什么——我们得到了来自各个方面的消息。

IA:但是人们说你是时尚界中最具权力的人物,整个行业是以你所说的为基础的,你怎么回应这一点呢?

AW根本不是真的。这根本不是真的。我爱我的工作,我喜欢工作的一切。 我喜欢我作为艺术总监的额外责任,我喜欢新闻传媒。我的爸爸是一位主编,我的哥哥也是一位政治编辑,这只是我沉浸于此的世界。老实说,没有任何炫耀的意思,我不会考虑权力或是权力会带给我什么。它会真正带来什么呢?餐厅的好位置吗? 我只是试图用我的职位来帮助康泰纳仕,也帮助他人。

IA: 那你觉得为什么你自己会有这样的传说?

AW我不能回答你这一点。

Carrie Rebora Barratt、川久保玲、Andrew Bolton、Anna Wintour | 图片来源:Shutterstock

与此同时,我的第一次采访结束了。几周之后,我和Wintour进行了第二次采访,部分原因在于我被告知,她不喜欢长时间的会议,也因为我还有很多话题需要与她讨论。那天早上,消息说Edward Enninful已经被任命为英国版《Vogue》的主编,该职位曾经在在1985年至1987年间由Wintour短暂担任。现在,Wintour在忙于准备“Met Ball”——即将在5月1日举行的,大都会博物馆时装学院的筹款晚宴。

IA:没几周Met Ball就开始了。现在你最关注的点是什么?

AW:你真的已经能感觉到这一届Met Ball会是什么样了。上周我去的时候,基本没什么服装准备好,但我很肯定他们今天就开始做了。晚宴这部分,我们刚开始安排座席,弄清楚最终大概是什么样,然后从现在到5月1日期间,大概再修改500次吧。但是你懂的,一切已经开始启动了,现在就是暴风雨前的平静。

我们做了很多次,基本都在我们的掌控之内。这一届的展览布置会很强,我的意思是,我们的中国主题做得很浪漫,时尚与科技主题又带有很强的建筑气质,这一届会比较偏极简主义,你是能想象到的。但考虑到Andrew Bolton的观点,我认为最抢眼的还会是衣服本身。

IA:举办这项年度盛事的传统从Diana Vreeland就开始了,至今出现了什么样的变化?

AW:他们第一次邀请我加入的时候,我深感荣幸,支持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一直都是《Vogue》的传统。第一次去那里,Si Newhouse还在这项活动中主持会议,所有的编辑都在,就像是一场全公司集体行动。想起来我总是满怀感情,感到有很强的联系。我想,与Vreeland女士相比,我们已经把这些项活动的大门向更广阔的社会敞开。过去的Met Ball更关乎上流社会与时装,我们拓展了其外延。

IA:某种程度上,《Vogue》杂志也是这样。

AW:是的,但我感觉是因为时代也变了。没错,Harold Koda(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服装学院前任策展人)与Andrew的才华与专业知识,确实将Met Ball变得越来越受欢迎,但是我同时也认为,今天的媒体关注一切。所以随着媒体领域的扩大、展览与开幕晚宴报道的增加,Met Ball也在不断扩张。我们只是其中的一部分。

IA:这是否意味着你也会试着要对其进行控制?有人说今年与去年相比规模要小很多。

AW:我好像每年都会谈到这点。

我希望能把Met Ball做成这样的一项活动:身处其中,你能感到自己正在体验一些很特别的东西,其它活动都无法给你这样的感受。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每次都做到了这一点,但我很想让参与者感到,自己正享受很特别的体验,看到一场很厉害的展览,看到美好的人与超凡的服装,置身其中本身就是很特别的体验。

所以有时候,这就意味着人数会减少一些。这也确实与展览本身的主题有关,比如这回的川久保玲主题,我总会感到她是很注重隐私的人,不会是那种愿意朝向几十万人敞开心扉的人,我觉得她或许适合更小的规模。比如我们以前做的“朋克”主题,给人感觉就像是疯狂之夜,有很多很多人聚在一起,所以不管是什么样的展览,我们都会努力把其感觉带入当晚。

IA:谈谈别的吧:你怎么看有关《Vogue》的进化以及杂志的未来?Vogue本身就是一个大品牌。

AW:我真是讨厌这个词。

IA:“品牌”吗?

AW:(哈哈哈)是的,可能吧,品牌啊产品啊之类的吧。我老是觉得这样就像是逛超市似的。

IA:但就像是迪士尼(Disney)……迪士尼做的不仅仅是动画,在动画之外还有很多其它的东西。我觉得《Vogue》也是这样。你觉得未来会开始改变还是继续保持现状?

AW:我喜欢认为《Vogue》依旧处于金字塔尖,和刚刚创办的时候一样。我们有些时候会成功,有些时候会失败。我们不可能什么都做,也不可能让所有人都喜欢。我认为,我们必须要把关注点非常非常聚焦于身处或参与《Vogue》的意义之上。这也是我与我们所有的内容贡献者、编辑、摄影师和作者们谈及的主题,因为在今天,在大众层面上,时尚已经唾手可得了,某种程度上这带来了问题。外面的纷扰实在太多了。

我认为《Vogue》的职责就是要将我们的所见所闻,在文化、政治与时尚领域发生的种种变化,精心策划呈现出来。无论是通过我们的推荐书籍还是Instagram发布,我们的职责就是让这些种种变化变得对我们的读者有意义。我们总是在策划,总是在编辑,始终如一地看重与捍卫我们的标准。我 要求和鼓励所有在《Vogue》工作的人用开放的眼光看问题。我认为,如果你封闭自己并拒绝变革与颠覆,你就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

IA:回到你之前说的编辑专责小组了,如果说这是《Vogue》会保留的,有什么东西是一定要改变的呢?

AW:我们报道的内容在不断变化,时尚本身亦是如此。我们始终在思考怎么做、为什么要这么做,同时也会有新人进来。有位很棒的编辑走了(《Vogue》文化编辑Valerie Steiker),之前她在这里做了15年,我感到非常非常难过。这么久以来,她已经成为了杂志很大一部分,但是她的离开,对她来说是个很好的机会——她要去做一本书。对我们来说也是很好的机会,我们能因此引入新的声音、新的眼光、新的思维方式。有人离开我们,我总会感到很遗憾,但同时这也是一个巨大的机会。正好,今天早上我和Stefano Tonchi(《W》杂志主编)聊天。我说Edward实在是太棒了,从各种不同层面来看他出任主编都是件好事——但对Stefano来说也是很好的机会。我们必须要依赖变化来生存。

Anna Wintour在办公室里 | 摄影:Patrick Demarchelier

IA:至少对我来说,《Vogue》未来方向的方式之一可以参看《Teen Vogue》目前正发生的可喜变化,着实令人大开眼界。比如报道的范围很广,立场坚定,内容大胆,不断推陈出新,至少在政治相关主题是如此……

AW:他们这一代年轻人亲自发声,表达自己的意见,Elaine Welteroth和Phil Picardi都是如此,也得到了Marie Suter的支持(依次分别为《Teen Vogue》杂志主编、数字版主编、创意总监)。对于他们正在做的事,他们什么都不怕也不担心,他们就是这么去做了。我认为这就是他们身上最令人振奋的一点,他们非常忠实于自己。如果你过于小心翼翼,过于谨慎,那你什么都做不成,这是很重要的一点。

IA:对的,你得有能力去冒……

AW:去冒险。

IA:说到冒险,我想到的是《Teen Vogue》编辑Lauren Duca在福克斯电视新闻(Fox News)上接受主持人Tucker Carlson言辞激烈的采访。对此你有什么看法?

AW:我想到的是无所畏惧的精神。不管我去到哪里,我都会开始谈论这一点。某天晚上,我和很有影响力的媒体人一起吃饭,他们想讨论什么?他们想谈《Teen Vogue》。后来我和一位合作不久的《华盛顿邮报》(Washington Post)撰稿人谈话,他也想谈《Teen Vogue》。所以说,他们用很原创很棒的方式,成为了对话的一部分。没有任何人施压,就是这么发生了,这是很棒的新闻。

IA:但很明显,Carlson因为她是时尚作者,所以瞧不起她。

AW:怎么说呢,这件事也经常发生在你身上,对吧?

IA:时不时会发生吧。

AW:很不幸的是,这个世界依旧认为时尚是无足轻重的事,也认为时尚行业从业者脑子不那么灵光。但是在《Vogue》,没有人会这么想;我本人也绝不认为我们的杂志或网站或是《Teen Vogue》以及任何康泰纳仕旗下的杂志体现了这点。但就是这种旧式思维,经常令人沮丧。

IA:你认为,对更广阔的世界来说,“时尚”本身的形象会是个大问题吗?

AW:我从来不觉得这有什么问题。越来越少的人会这样认为、这样看待我们,老实说这些人一般也是男性,思想行为老派的男性。同时你也要清楚,你不能让这些人烦扰你。这确实很烦人,但是这不能阻挡我们之中任何人的脚步。

IA:现在谈谈“女爵士”吧,上次我们没怎么谈这点。首先,恭喜你获颁“爵级司令勋章”(Dame Commander,简称“DBE”)。你是怎么发现你受颁勋章的?还记得你知道后马上的感觉和反应吗?

AW:他们搞得特别神秘,首先是打电话绕着弯儿告诉你,然后叫你不要告诉任何人。他们说的是:“你愿意接受吗?”实在是太礼貌了,这些英国人。我想了好一会儿在明白过来他们在说什么!不过当然了,我感到很开心,很荣幸,而且看到每一位我在英国的朋友和亲戚都很开心,我也觉得很有趣。但老实说吧,这件事在美国没什么人关心,他们不太明白这有什么意义。这样倒也挺好的。

IA:我想问问女爵士,可以给初入时尚界的年轻人提供一些建议吗?

AW:与学生和年轻设计师在一起,我们会聊很多事情。就在上周吧,我看到办公室来了两个小朋友,她们明年开始要在宾夕法尼亚大学(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上学,她们挺有意思的。我从来没有见过哪一个世代,像现在这一代年轻人那样,拥有强烈的意识、智慧与复杂性。因为目前的政治气候,还是因为当今信息随手可得?但是,他们对世界有这么强烈的兴趣,难道不是件好事吗?这两个优秀的女孩——没错,她们在《Vogue》美妆版块工作,能拿到免费化妆品之类的东西也会特别开心——但她们同时也真的很想与我谈论气候变化这样的问题。

我认为,对今天的年轻人来说,无论你正在走一条什么样的道路,很重要的就是利用你在大学的时间去发现你自己。没有任何一个17、18岁的孩子,应当被逼着去了解,你未来想做什么。这是你的一段属于自己的实验时间,你要找到你自己。你要拥抱你的热情所在,拥抱你所关心的事情。如果你在“女性大游行”、气候变化、移民问题、女性权利、同性恋权利上发现自己很有热情,这是多么美好的事情啊!找到你的事业发展道路,同时也要找到你真正关心的事业。从最开始,这就是我认为重要的事。

IA:你曾经说过:“当你在生活有了自己想做的事,你就为自己创造了能在每一个层面实现真正超凡卓越的空间。”你会怎么形容这个你想做的事?

AW:上次我们也谈过这点。我真的很乐意帮助他人,我会尝试所有办法去帮助人们。比如当年行业HIV病毒肆虐的时候,没人想谈艾滋病问题,但是我们需要帮助行业重新凝聚起来,用开放的眼光去发声、给予支持,要去谈论这个话题、筹集资金、提高人们的意识。这是我印象中参与支持的最重要的事业之一。并且,看到整个行业能够在当时所有人谈“艾”色变的时候重新凝聚在一起,真的令人动容,那是个充满魔力的时刻——我认为我们这个行业确实很慷慨大方。不管你相不相信,当时社会对艾滋病的讨论程度,完全不能和现在相比。所以,不管你对什么充满激情,那就是能使你成长为你想成为的人并拥有成功事业的根基。

IA:最后一个问题:你刚才提到Edward Enningful的任命,他成为了《Vogue》重要版本中第二位被任命为主编的男性。

AW:我们正处于一个性别流动的世代。

IA:确实如此。但这也让我想到,总有一天,你不再会是《Vogue》的主编了,我很好奇的是你有没有想过那会是什么样的?我之前和Bob Sauerberg谈起这个问题,他的反应像是根本没想过这个问题,他完全不会去考虑你不在了之后会是什么样。但这总有一天会来。这段时间,Franca Sozzani离开人世,Alexandra Shulman也离职了,我肯定你会多多少少考虑过你在美国版《Vogue》工作的事,会想过这一切总有一天会结束。

AW:当然会如此。很明显的是Franca的离世,对我本人而言也是一个巨大的损失,但当我看到Francesco和我的女儿订婚了,我会想着要向前看。这也确实是我一直以来在做的。我关注的是明天,而不是昨日。

该访谈经过编辑与精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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