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

Vestoj专栏 | 曾经铁面无私的时装评论员现在被品牌收买了吗?

著名时装评论家Cathy Horyn | 图片来源:V magazine
当代时装体系中,时装评论似乎仅以某种特定形式出现。这一期Vestoj专栏中,独立撰稿人Angelo Flaccavento揭露评论员职业道德的灰色地带。

意大利米兰——时装周,是一项将散落在时装年份日程的小碎片黏合起来,并延伸的专用仪式,好让时尚专业人士来证明其价值所在。正如奢侈时尚界的奥运会:设计师炫耀其捕捉时代精神并引领时代航向的能力,造型师炫耀其打造造型的技巧,撰稿人与评论员则炫耀其能使普罗大众理解异彩纷呈的时装的机智(尽管他们提供的实际信息,无异于皇帝身上的新衣)。

就这层意义而言,写作者是整个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充斥着自我麻痹与小圈子的各类时尚活动中,阅读时装发布会的评论,实际上意味着读者将能收获一段愉悦时光。早晨,在开始新一天的外出行动前,我们满怀期待欣喜,阅读Suzy Menkes、Cathy Horyn、Vanessa Friedman、Sarah Mower、Tim Blanks、Godfrey Deeney等人针对前日时装发布会发表的评论,他们之所以能凭一支笔杆登顶行业金字塔尖,是因为他们见地犀利——更大原因则在于其所属媒体在业内的重量级地位与庞大的发行量。

阅读评论,或许是真正了解那些高度概念化的设计师所想传达讯息的方式之一,比如你或许更容易理解Comme des Garçons的设计师川久保玲(Rei Kawakubo);或许也更容易理解Miuccia Prada肆意又晦涩的灵感参照。

当业内人士深入钻研这些每日遍地可得的产品,就会发现一切都经过了仔细审查:从指定设计师获得了多少段落长度,到无数的模棱两可语汇,读者则被逼得要自己去猜:作者到底认为某场发布会是好还是坏?

虽然有时会很有意思,但品读作者的言外之意是一项危险动作。我们去斟酌每个逗号的位置并分解每个形容词,就像这些仓促写就的报道是古代预言家全能无上的话语似的。为什么这么做?很简单:我们所有人,不管是普通读者还是专业人士,都渴求客观公正的评论,因为我们再清楚不过:有很多障碍在阻挡这个乌托邦似的理想变为现实。

时装屋以及多数情况下——拥有这些时装屋的企业和集团,近年来掌握了巨大的权力,这种权力不亚于新闻传媒。这些光芒耀眼的巨人喜欢时不时炫耀自己强有力的肌肉,而我们的出版人、编辑以及越来越统领这场游戏的各类公关与“行业守护者”,也时时刻刻提醒我们这一点。

作为产业的时尚要依靠商业存活,而商业则是一系列媒体精心策划的结果:任何造成妨碍的东西基本等于危险,而且要不惜任何代价消灭这些威胁——真正的评论则首当其冲。最好的例子就是,坦率开放(甚至勤勉谨慎)的发布会后台对谈,与实际经过层层过滤、最终出版的书面报道之间的差别。时装记者已经越来越擅长含蓄批评并迂回奉承、有话少说或轻描淡写、撰写委婉批评,而这些通常只是稍纵即逝的微小颤栗,成为那些深谙意见专栏存在价值的企业设置的背景音。

与我不少同侪一样,我是一名自由职业者。我永远不会把可以选择与谁共事的权利,拿去交换一份全职工作;但作为自由职业者,我的收入也完全取决于撰写的文章。换句话讲,我要依赖关系谋生。这意味着我的全部资本要建立在与时装公司建立关系之上。

这些关系往往基于相互关心与彼此坦诚,对话记录有时记录在案,有时则不作公开——但这不能与“友谊”混淆,就算我们不断意识到极有可能混淆。在这个模糊的框架内,保持自己的批判性声音变得越来越难,但有所见地实际又带来他人的尊敬,这份尊敬甚至来自你的仇敌。

然而,时尚行业迫使我们将自己的评论笔力控制在一定程度以内。在这一程度之外,便是一片令人不知所措的荒原:如果我选择写一些可能会让某时装屋不开心的东西,那么就会影响我与其建立的友好关系,可能会失去参加品牌发布会或是与其设计师访谈的机会,那么我做好本职工作的能力就打了折扣。

Hedi Slimane与Cathy Horyn的激战 | 图片来源:Vestoj

时装界的政治可归结为一系列幽微的潜规则:作者要学会怎么用温和的方式表达尖锐的意见,设计师要学会接受将批评视为鞭策,而不是“背后放暗箭”。但在职业生涯中,我遇到了很多设计师公开自愿地接受“差评”,同样我也碰到很多大咖将“好评”视为理所当然。换句话说,一概而论是没意义的。

但真正的问题不在这里。作为一名自由职业者,我每天都在见证一种商业利益与言论自由的诡异交织,而这就是当代时尚界的真正毒药。时尚屋与编辑、作者、造型师之间发生着持续不断的交流与渗透,可能变成某些见不得人的勾当。知名媒体有时会敞开大门,让样貌诡异但付费颇高的企业通稿混进来,或者被委托为本应撰写时装评论的发布会,写出一份新闻通稿,这就意味着职业道德的边界出现了危险地模糊。牙尖嘴利并享有盛誉的时装记者也可能被品牌聘为公关传讯顾问,在职业道德层面上就更为棘手了。

类似地,受聘于杂志的造型师常以半公开的方式为时装屋提供造型咨询服务,而编辑们也很明白什么时候要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独立杂志经常类似公关传讯公司,用其出版物作为良好品味的证明,以此来获取“关系”,其编辑已经无法用批判的态度去审查业务。

飞抵遥远异国参加品牌早春早秋系列发布会,或其它特别活动,这趟奢华旅行费用由品牌全包,又是工作中另一个“红包”来源。尽管品牌不会明确表达期望,但很有可能最终刊出的评论稿上这些福利也能得到体现。商务舱机票、五星酒店住宿、允诺发放时装界最紧密的圈子入场券,某种程度上会保证我们写出的是温和优雅的评论。时尚本身即是危险的诱惑:时尚保证每一位顶级业内人士享受五星级奢华的生活方式,就算他们日常生活还得靠政府救济。

这些巨星级别的待遇把你宠坏了,拉拢你,进行乌烟瘴气的道德交易的诱惑,或许大到难以抗拒。此外,时尚背后有整个系统支撑,有着能将仇敌变盟友的独特魔力——想想时尚博主就明白了,短短几年时间,他们就能抛弃原来的独立声音,开始公然地、以平庸方式进行产品植入。

时尚,是我们全部人共同参与的游戏。就连你正阅读的这篇文章,文章刊载的这间媒体,也是这场游戏的一部分。无论这是一位编辑借助我的声音表达沮丧心情,还是给我提供了一个全然不同的自我表达出口。我们都想要曝光,以及伴随曝光率而来的权力,以及顺路获得的从免费赠品到入场券到著名设计师至圣私人领地的奖励。但是,时装屋或设计师对你越友好,你就越难写出一份诚实的评论。

今天,时装新闻正转变为——充其量是为满足需求而源源不断生产的装饰性花边新闻——最糟糕的情况是成为了最为精准的产品植入。杂志不再依赖报刊亭发行量,而是依赖广告页面获得收入,支付生产费用与员工薪水。

此外,奢侈品行业如今还是不少报刊杂志的金主,但其员工与主编常常看低时尚,仅将其作为辅助的次等内容。很多记者将其时间与才智投身于时尚,他们因此产生挫败感是很好理解的,但这份挫败感又蔓生了进一步对执业准则的妥协,似乎这也能好好讨论一番。

比如,在秀场外无处不在的街拍摄影师,正将原本居于幕后的专业人士,打造成受到小众追捧的造型明星。我的同行中亦不乏精明人士,利用Instagram等其它社交媒体渠道,打出隐形广告牌。作为回报,他们收到来自品牌最新时装作为亲切的感谢礼。此举乍看似乎无害,但任由原本应为自由思想执笔者的记者,从时尚品牌领取时装作为报酬,这种业内无处不在的阴影不但侵蚀了读者对我们的信任,也破坏了行业的进步与发展。

另一点值得指出的是,作为评论员的我们,也是有血有肉活生生的人:我们不是机器人,会有时我们——在专业上——深爱某位设计师。在我们的读者眼中,过度褒扬或被解读为道德缺失,而事实上我们也是偶尔犯了个错。但在时尚行业整体被视为“不透明”的情况下,简单的错误也会让我们全体人担当罪责。

当代时尚体系并不鼓励所有类型的评论,我们面前呈现的文化荒原将其变得如此公开直白,实在令人痛苦。当今的时尚主要与公关传讯有关,除了设计创新,我们剩下的只有:对旧想法无休止地进行后现代掠夺,出于新产品需要新营销而胡乱将旧想法重组。

真正的时装评论与进步并行,因为只有质疑与辩论才能创造新解决方案与新场景,点燃进步的运动。但这种持续进行的危险一直被噤声:有时来自单方面独裁之举(最公然直接之举就是撤除该出版物的广告页面),有时通过更微妙的施压,例如剥夺时装记者进入时装发布会或设计师向品牌借衣服进行拍摄的机会。

所以,别忘记评论对任何行业来讲都是必不可缺的存在,也是自我质疑的机会。在城墙坍塌时依旧盲目乐观,只会帮助加速帝国的衰落——尽管其衰落或是我们重新开始的前提。如果我们在评论里撰写的某些关点,能引发一场颠覆和重启,那么我们就开了个好头。

Vestoj是一个对时尚进行批判性思考的多重媒体平台。截至目前位置,其旗下包括一本年刊、一间在线网站以及常规举办的Vestoj沙龙,其围绕时尚展开探讨的主题涵盖“物质记忆”、“羞耻”、“权力”、“时间”、“失败”等,其最新的一期主题为“男子气概”。每一个Vestoj项目都反映并阐述了当代性思维对时尚理念及其对社会的贡献的反思和实践。

本文作者:Angelo Flaccavento是一名著名时装作者,是The Business of Fashion的特约作者,也常为男装刊物《L’Uomo Vogue》与《Fantastic Man》等杂志撰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