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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néad Burke或能为你指出残障人士的时尚市场在哪里

身高约1.06米的Sinéad Burke希望争取社会包容。她有力地证明了,在这个互联网给影响力赋能的年代,时装品牌若只迎合“钟形曲线”里的多数,从经济角度来看是不明智的。

爱尔兰都柏林——有关Sinéad Burke,有两件事你一眼就会注意到。一是身高,二是头发。通过这两个特征,你基本能了解她的故事了。

Burke是发育迟缓症患者(又称侏儒症),身高仅有3.55英尺,约1.08米。而世界上每出生15000个婴儿,就有一个是侏儒。Burke可以明确说出,哪处基因改变了她的生长神经末梢。她还会告诉你,世界上有12亿残疾人,生理与心理残疾都算上。还有,她在过去的12个月始终为他们振臂疾呼。她的呼吁始于去年6月的TED Talk演讲,主题为“为什么设计要考虑到每一个人”。去年12月,她出现在BoF在伦敦举办的年度旗舰活动VOICES论坛,随后她一路发声,最终抵达了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World Economic Forum)作了四场演讲。她在这段社会活动旅程中,与众多名人进行了一对一讨论,包括Christine Lagarde、RuPaul、Joe Biden和Oprah Winfrey。难怪她把过去这一年称为“大地震”。

她的头发也很有特点,修剪得一丝不苟的标准波波头。年轻的时候,她是Spice Girls的狂热粉丝,里面最喜欢Posh Spice。人生的首个圣餐礼,长辈允许她拿零花钱买点喜欢的,但按照家里的规矩,还得给四个兄弟姐妹买礼物。最后,所有人都收到了Spice World的家庭录影带特别版,封面就是Posh。过了20年,或是命运使然,Burke把满头长发剪得像Victoria Beckham那样。

对于时尚,她作风一向如此。过生日的时候,她想要的礼物是美国版和英国版的《Vogue》九月刊。对她来说,美国版实在太厚重了,要捧读十分困难,她会站在杂志上面,惊呼:“看啊,我好高!”她为时尚深深着迷,可以说对时尚的方方面面了如指掌,最新一期《每日电讯报》(The Daily Telegraph)也似乎形容她或许是位理想的编辑,甚至企业高层。因此,要为残疾人争取权益的Burke,关注的重点自然也是时尚领域。“没有人会把这块市场单独拿出来看,”她说:“也不会把他们当做是新顾客群,但是他们的声音没有被人听见。没有人请他们帮助决策和分享观点。”

Sinéad Burke by Tim Walker for BoF

Sinéad Burke,Tim Walker为BoF掌镜拍摄

但Burke不仅要为残疾人争取一席之地。2013年,《全球残疾经济学》(The Global Economics of Disability)刊登报道称,世界上共有12亿残疾人,其年度可支配收入共计1万亿美金;他们的亲朋好友约为23亿人,年度可支配收入6.9万亿。这些数字在未来5年不会有太大改变,但像Burke说的,如果他们的声音没有被“放大”,只会沦为“不和谐音”(她很喜欢用这个词)。作为意见领袖,她希望从多种多样的声音中进行提取,对时尚行业发出清晰的信息;而作为残疾群体的一员,她的优势是真正听懂他们的声音,发出他们的声音。

但尽管她是一位真正的时尚信徒,为时尚之梦四处游说,但她并不姑息假象,即那种让她把问题当作解决方法的抄袭。“时尚产业的挑战之一,就是自身严明的层级,凭借‘排他性’收获利益。为了让残疾人成为与时尚界相关的客户群体,让残疾人的声音得到确认,权力必须要分享出去。身处时尚界高位的人,很少对残疾生活有亲身体验,或者与他们有所共鸣。但如果时装设计只为标新立异,缺乏对残疾人的真正理解,这样的产品会给人高人一等之感。或者说,让人觉得我们只是从功能角度看问题。”

就拿搁脚凳打比方。Burke如果坐普通凳子,双脚够不到地面,15分钟就会坐如针毡,还不如站着舒服。她可以随身携带搁脚凳来解决这个问题,但要是能有让她乐意携带的搁脚凳就更好了。只是,这样的东西并不存在(除非你特别喜欢那种粉红色塑料凳)。“为什么纯粹因为某种我无法控制的东西,我得到了体验就不好了、产品就变差了、钱也变少了?”Burke问道,“没有人从中看到发挥创意的机会吗?”帮你快进一下,她谈的是爱尔兰国立艺术设计学院(National College of Art and Design)指导某位学生的过程。这位学生设计了一只斜放后就能变成搁脚凳的背包。Burke补充说,“产品的设计过程中,最关键的讨论都是围绕形式的,因为她唯一考虑的,就是功能性。”

“我天生就做事有条理,谈吐清晰,富有创意,”她这么形容自己,“最主要的原因是,我不得不从小就做到这点,要想好话要怎么说,要有勇气面对陌生人,在够不到东西的时候寻求帮助。因此我可以毫不讳言,这就是时尚行业需要改变的地方,我说的不是那种横跨各领域的变革。这一行本来就不缺技术,要改变的是心态,是仪态。可见度非常重要。”Burke声称,这是她作为残疾人最显著的优势。“大家见到我本人就会各种各样的猜测,有些人可能会马上有回应,也可能不会。但对于其它不太明显的症状,比如阅读障碍,或是自闭症,这样的问题总会存在。那么,在我没开口告诉你之前,我还要等多久才会有回应呢?”

“但其实并不是要限定于某一种特定的残疾症状,”Burke接着说,“如果你往后退一步,想想如果像普通人那样生活,各个领域你需要拥有哪些能力。比如坐在轮椅上的人,你可能要考虑袖子的长度,因为袖子可能会卷进轮子。这种调成可以通过定制来完成,侏儒也会需要这一点,”她承认自己尤其受到裙子的“迷惑”(这也是她会用的有趣字眼),但拉链等传统衣服部件固定装置则是她的敌人,限制了独立穿衣的可能性。她最近参加了一场乡村婚礼,到了晚上没法叫人帮忙,只好和衣而睡。她想要的,只是一种“既好看又解放”的创意解决方案。残疾群体有着发挥创意、收获利润的绝佳市场,同时亦是教育社会的大好良机。

Burke还有一个传奇故事:她有一整套Burberry服饰。在她的TED演讲之后,时任Burberry全球数字营销总监Alice Delahunt找到她,安排了Burberry伦敦摄政街旗舰店的专门定制预约。这套服饰并不是专门为她量身定制的迷你胶囊系列。Burke选好了店里的衣服款式,这些衣服根据她的尺寸进行定制裁剪。这背后很也是很好的经验,“你也不一定非要CEO或者创意总监来说,能发挥公司内部平台力量的人士做出提倡就好了。”

任何看到Sinéad身着Burberry华服的人(尤其令人骄傲的是那件战壕风衣),都会意识到这段经历对她来说启示意义。像她这样的侏儒症人士通常在童装区买衣服,Burke会形容那里的衣服就是,男孩儿的衣服还挺时髦,条纹船形领,斜纹棉布裤,鞋子也好看。但女孩的衣服基本都带着亮片和蝴蝶,是些闪闪亮亮的公主服。她从这个国际大牌那里得到了共鸣和尊重。“小女孩被‘幼童’化了,”她叹道:“我的钱和你的钱有什么两样,为什么我只能买不合适的、无法给我得到尊重和认可的东西?”

Sinéad Burke by Tim Walker for BoF

Sinéad Burke,由Tim Walker为BoF掌镜拍摄

很自然地,Burke收获了诸多重要时尚投资人的资金,希望她针对侏儒症人士设计服装。“我又不是设计师,”她淡淡地说,“这样做,时尚行业就抛弃了自己在适应这个市场的责任。”她就像世界各地的时尚拥趸一样,非常敏锐地指出,“做奢侈品不仅要看精湛的工艺,还要看与品牌以及品牌形象联系在一起的‘硬通货’。”

但对时尚行业的不足,她并没有加以非难,只争取机会促进社会包容。社会包容是很有说服力的论点。“我们所处的时代,企业和消费者之间没办法保持距离了,”她表示同意,“社交媒体将涉及对话的新消费者群体弥合起来,只满足钟形曲线里占据多数的人,从经济上来讲是不明智的。因为最终人们投资的都是‘人’,就是说人们更愿意投资到带有人情味的品牌中。”

她本人的故事就是一个很好的起点。也不意外,她的家人就是故事里最强的线索。她来自一个七口之家,父亲Chris家里的另一位侏儒。他出生在伯明翰,在都柏林著名的奥林匹克剧院表演时,爱上了隔壁餐厅的服务员Kath。她跟他去了英国,两人结为夫妻,再重返Kath的家乡生育了五个孩子。Sinéad是大女儿,今年27岁。她的弟弟妹妹是保险精算师Natash、验光师Niahm和Chris,最小的Chloe今年20岁,还在读书,以后也想当一名验光师。他们都是普通人的身材。相比自己的身材,Burke用的是“average”这个形容词(意为“平均的”)。她还指出,80%的侏儒都是身材正常的父母生育的。

这对父母发现,Sinéad有太多生活需求难以得到满足了,比如永远得不到合适的校服——最终,他们在1997年创办了爱尔兰生长受限协会(Irish Association for Restricted Growth),很快大家一致同意把这个有些拗口的名字。改成爱尔兰小个子协会(Little People of Ireland)。11岁时,Sinéad曾经考虑接受某种野蛮手术,拉长自己的腿。父母把最终决定权留给了她:“我意识到,我做这项手术不过是让自己与别人‘同化’,让别人更接受我的身体残疾,但再长三英寸也不会带来多大的改变。所以我想好了,如果别人因为我个子小就不喜欢我,那是他们的问题,和我没关系。”

请注意,那时她只有11岁。这就更突出了这个事实——过去的特质,成就了今天的她。Burke讲起最近去了学校,和班上的小朋友打交道。有人问她:“你觉得世界上有独角兽吗?”她说有的。还有人问,有了魔法杖,你会把自己变高吗?她说不会。“如果我把自己变高,我会成长为一个完全不同的人,因为现在的我会与我的残疾并存。”她谈吐伶俐,充满好奇,她从小就如此。她学会用富有创意的方法维护自我。比如她之前要去儿童医院问诊,她会在等待室阅读成年人才能看懂的书,员工就会明白她不是小孩子(她发誓自己当时自己只是拿了一本《达芬奇密码》,其实并没有认真在读。)

Burke一家如今住在距离都柏林一小时路程的纳文(Navan),房子是带有四间卧室的小平房。她说,这栋房子对父亲和母亲的外形来说都不太合适,电灯开关太低,水龙头在水槽的前方。每天,Sinéad搭公交车进城,因为她在都柏林大学三一学院(Trinity College)读博士,已经读了两年。她的专业是儿童在小学教育阶段的权利,这一阶段的专门研究比起针对更高阶段教育的研究要少。她的目标是建立新的教学模式和方法学。这也来源于她本人在小学的教学经历,她的外形如何给教学班级带来改变。“对我来说,倾听孩子的声音始终很重要。你认真对待他们的话,他们会很投入地学习和参与。”

“我很幸运,因为我确实很热爱教育,”Burke说,“制定课程的人并不一定完全了解班级里不同孩子的需要。我教的是贫困地区条件不好的11岁男生,有些人学习还可以,有些人学习有困难,而我本身就有与常人不一样的观点,我一定会让课程安排合适他们,合适我自己。”她的生活故事总是离不开共情和尊重。Burke怎么融入她的学生?珍惜她的学生珍惜的一切……例如,她会用本地餐馆的外卖菜单教数学。这样的一个订单要付多少钱,两个订单呢?“我不是在教算数,我是在准备晚餐。”

Sinéad Burke by Tim Walker for BoF

Sinéad Burke,由Tim Walker为BoF掌镜拍摄

开始带女生班了,Burke也用她的满腔热情作基础:时尚中的地理、时尚中的历史、时尚绘画中的艺术,通过采访本地时尚界人士,教授英语口语。

无论是行善还是其它,语言在教育中发挥了强大的力量,她的人生就是这样一本教科书。语言塑造观念。过去,她在口语考试时要用爱尔兰语(又称盖尔语)自我介绍,但她只能在盖尔语里找到“矮子(dwarf)”这个词。Burke说:“我对这门无法真正代表我所在群体的语言感到沮丧。”因此她急切期盼改变。而在三年前,盖尔语中多了一个从英文中“小个子”(little person)直译过去的词汇。

她没有时间浪费在这种战胜逆境、过度煽情的故事,但媒体采访往往容易有这样的倾向。Burke说:“当你被视为另一类人,虽然人们容易显得高人一等,表露过度的同情或沮丧,但他们也可能变得冷酷无情或是不友好。”你会马上感觉到,她这些年来培养出高超情商和评估情势的能力。她曾经联系都柏林警察部门,针对街头发生的骚扰与仇恨犯罪探讨程序修正。另外(这点或许不会太讨厌,但确实也算不上愉快),她在生活中用起社交媒体得心应手,因此很清楚当她在都柏林活动时,有谁在针对她。

Burke说,更年轻的时候,她自我介绍的时候直接说“我就是Sinéad”,从没用过任何有关残疾的语汇。后来,她开始强调自己的特征,“一个身有残疾的人”。但她意识到,这样是最大程度上淡化残疾。现在,她称自己为“一个残疾人”。她会说,“我很骄傲成为残疾人大家庭的一员。我从美国的Rebecca Cokley等积极的社会活动家身上学习,不断扩大残疾人的词汇。扩充词汇将带来真正的权利。”换句话说,尽力避免“有特殊需求”这种将人幼稚化的词汇。

“你之前在哪里见过我这样的人?”她会这样问观众。答案不出意外,人们对小个子群体的了解,往往来自“有毒”的电视真人秀节目,比如《小妇人》(Little Women)系列。这档真人秀与《真实主妇》(Real Housewives)同样聒噪吵闹,似乎这样才能吸引众多观众沉浸在某种罪恶的快感。“我应该批评某种能创造机会吸引大量观众的东西吗?”Burke这样想。但是,这种机会能被用来?“我不能代表每一个小个子,”她谨慎地说:“我们这个大家庭,有各种各样的人,换种角度看待别人很重要。我最大的愿望就是,他们结束这些节目拍摄时,比刚参加时拥有更大的平台。”也就是说,Terra、Tonya和Elena(均为《小妇人》中的主演)和其他人或许也感到自己身负Burke这样的责任,要证明自己,这样千千万万的小个子就不用特意再去证明。

与Burke在都柏林见面的前一晚,她跟Angela Davis参加了一次晚间活动。去年国际妇女节之际,Burke和伦敦设计工作室Electronic Sheep合作设计了一款围巾,围巾印有她敬仰的女性的名言,Davis也是其中的一位。能有机会与又一位名人切磋交流,这也很符合Burke过去一年的经历。“她告诉我,她没有资格指使年轻一代如何奋斗,也没有资格告诉他们要怎么描述自己的奋斗。她坚持认为,自己扮演但是他们的支持者,只是希望他们不再犯同样的错误。她没有展开说是什么样的错误。”但是Davis至少证明了,Burke对合作的坚信是正确的。在噪音之下,共享权力才能促进可持续地进行改变。

这又把我们带回了时尚。Burke对实用性的清晰洞察,指向最终目的的方法论,缓和了曾经激烈的变革梦想。“要在时尚界疾呼,总会有成为问题的需要,谁在从中获利?”她如此思考:“薪酬是否对外界透明可见?在我们争取社会包容的奋斗中,我们利用了谁?时尚是一个大金矿,我喜欢深挖这些问题,我不认为只有一个正确答案,或是一个正确的结论。比起法例,策略更是要让这些意识渗入品牌的DNA:我们在为谁服务?我们代表了谁?我们的品牌大使中有多少人不是白人,有多少是残疾人?”

Burke让自己停下来思考了一会儿。“我曾经认为,意见领袖的文化能成为一种新的载体,让人们听到少数群体的声音。但这只是开始。”经历了去年的种种,她现在的理想是希望与路威酩轩集团(LVMH)、开云集团(Kering)面对面相谈。“关于时尚界,人们要还有各种各样的问题要问,”她坚持说:“社会运动或许是独立个体在掌舵,但他们需要得到盟友的支持。”为了取得真正的胜利,你必须要有社群,社群需要得到有影响力的人的支持,他们能够进一步推动这项事业,本人可能并不因此受到影响。”

但是当然了,这位雄心勃勃的社会活动家骨子里依旧是一位热情的时尚迷。从15岁以来,Burke就开始在本子上记录她想做到的事。过去12个月,她实现了不少。这个本子现在还有什么呢?“参观Coco Chanel的公寓,受邀参加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慈善舞会(Met Gala)……我还很想和Anna Wintour面对面坐下聊聊。大从我出生,她一直就是美国版《Vogue》的主编啊。”

Sinéad Burke看到我扬起了眉毛,又补充道,“我想听她说,除了利润和权力,还有什么能让行业中人为之心动。”

翻译:尤一

编辑:Aijing Wang、Tianwei Zhang、Denni H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