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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气时装人”André Leon Talley的下半场

Anna Wintour and André Leon Talley | Source: Shutterstock
“时装界从不照顾时装人。没人会照顾我,除了我自己。”

美国纽约——今年2月下旬,在自传纪录片《The Gospel According to André(“André的福音”)》发布前三个月,André Leon Talley来到了纽约哈林区Daniel Day的设计工作室,想定做一件衣服。Talley出生于实行种族隔离政策的美国南方,是前美国版《Vogue》杂志创意总监,同时还是《全美超模大赛(America’s Next Top Model)》的评委,以及传奇主编Diana Vreeland与Andy Warhol的门徒。

Talley先生身高六英尺六英寸(这是他自己说的,但也有报道称六英尺七英寸),大概是一米九八。差不多十年前,他再也穿不进自己喜欢的定制西装,便穿起了标志性的卡夫坎长袍。

那时他去了趟摩洛哥,去了马拉喀什的露天集市,也就是Yves Saint Laurent当年为高级成衣时装屋Yves Saint Laurent Rive Gauche采购辅料的地方。在那里,Talley买了8件勃艮第酒红、8件黑色的内衣和几件外衣。他还说,从那以后,这种飘逸的非洲长袍就是自己的日常制服了,不过在形容自己与衣服之间关系的时候,他用的其实是“盔甲”这个词。

在纽约北部白原市(White Plains)的家里,他还有很多卡夫坎袍子,但为了参加纪录片的首映礼,他想穿件特别的。他其实可以找Tom Ford,毕竟他近年参加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慈善舞会(Met Gala)的卡夫坎长袍都出自Ford之手。或者Diane von Furstenberg,也是时装界的老朋友了。

但他还是找了Day,人们更熟知的是这位设计师的另一个名字,Dapper Dan。1980年代,Day因对奢侈品牌颠覆性的“致敬”之举,在哈林区一举成名。如今他开始与Gucci进行联名合作,又风光了一回。

Talley选的是Gucci金与深红的中国锦缎,这块面料双面可穿,绘有猛虎下山的图案。三次试衣之后,终于合身了。不管是纽约翠贝卡电影节(Tribeca Film Festival)的放映会,蒙特克莱尔电影节上专门为他举办的鸡尾酒会,洛杉矶县立美术馆(LACMA)的放映会、《赛金花深夜脱口秀》(Late Night With Seth Meyers)的短暂录制,只要是有关纪录片的活动,还有他给本文报道提供的照片,他穿的都是这身衣服。他整个人就像一艘破浪前行的巨型西班牙帆船,头顶着几片灰色雷雨云。

我独自生活,也会独自死去。我独自攀上高峰,也会独自走下神坛。

谈到为什么选择了Day,Talley说:“我希望人们知道,一个黑人在残酷无情的时装界收获了迟来的尊重,我为此感到多么骄傲。”

这部纪录片回溯了Talley的一生。最初在北卡罗来纳州的“飞地”达勒姆(Durham)被外婆抚养长大,一路经历Met Gala、《Vogue》和五光十色的巴黎生活,最终回到了他的小花园避世而居。如果你已经看过,你会明白这句话同时说的也是他自己:他也用这部纪录片讨回一些自己应得的东西。

“我快70岁了,”电影很快就要首映时,他说,“现在不做,要等到什么时候呢?”

“他身上集中了那么多不该有的特质。”

许多年来,Talley始终是为人熟知的时装人之一。原因有很多,比如他爱穿斗篷,常戴礼帽和手套,说话热爱强调,热爱滔滔不绝,还有那副总像要扫荡一切的姿势。早前有些报道形容这部纪录片是一部时装电影,但其实不完全是这样。

“从很多角度来看,这部纪录片讲述的是典型的‘美国梦’,”电影导演Kate Novack表示,“André是一位重要的非裔美国文化人物。但背后付出了很多代价。”

影片穿插了Valentino Garavani、Marc Jacobs、Anna Wintour等时装界重要角色的评论,流淌着闪闪发光的亮片与锦缎,但深深扎根于Talley从小长大的重木结构房屋,受洗的黑人教堂,还有周日他穿过校园买《Vogue》杂志时,拿石子砸他的杜克大学学生。

“他身上集中了那么多不该有的特质,”他的一位老友Whoopi Goldberg在影片中说道。

这个出生在美国南方的年轻男孩,不该有那个时装编辑梦。他不该想着去布朗大学读硕士,不该在毕业论文里分析波德莱尔、福楼拜文学作品与德拉库瓦斯画作中的黑人女性影响。他不该跟着Vreeland在服装研究院(Costume Institute)实习,不该在安迪·沃霍尔的《Interview》杂志工作,不该前往巴黎高定时装周,成为发布会前排唯一一张黑人面孔。他也不该成为美国版《Vogue》的创意总监。

André Leon Talley with Naomi Campbell

André Leon Talley与超模Naomi Campbell | 图片来源:Shutterstock

“要有很大的勇气,他才能走到今天,”Diane von Furstenberg说。他俩在《Interview》杂志时期结为好友,2009年也是她作为舞伴,与Talley一同出席了前总统奥巴马的就职仪式。

他这样的时装编辑,会被作家Harold Brodkey称为“近乎古典的风范(an almost classical mode)”。毕竟在他成长的年代,时装编辑各自有各自的宣言,有各自的标志性造型和现身环境。美美美,是唯一要紧之事。

“André来自另一个时代,”Ford说,“那个时代,时装编辑唯一的工作就是造梦。那个时代,时装是一门远比如今优雅的生意,风格是真正重要的事。”如今,更重要的则是预算预算预算。适应这样的转变,对Talley先生来说并不简单。

Talley说,这最终成为他离开《Vogue》的原因之一。合同的预算被砍了太多,他说自己被砍了得有50000美元,开始觉得,“我已经升到玻璃天花板了。”(目前他在美版《Vogue》团队挂名为特约编辑。)

过去这几年,他轮番接了好几份工作。在俄罗斯版《Numéro》杂志呆了一年,担任特邀主编。他说自己答应接这份活儿,也是因为对方允诺要给他100万美元,虽然最终还是有一部分没拿到。另外,他也想证明自己有能力做一本杂志。后来他还去了Zappos做了一段时间的艺术总监,去了音乐人Will.i.am的科技初创公司也工作了一段,还有一档广播脱口秀,时间也不长。

他与萨凡纳艺术与设计学院(Savannah College of Art and Design)之间的合作最多,还为老友Oscar de la Renta策划过一场作品回顾展。但无论后来做什么,他也没能得到能与《Vogue》时期相提并论的经历和影响力。

“有几个朋友把我丢下了,”他说,“Miuccia Prada是其中之一,我们以前关系很好。她人很害羞,现在就算在Met Gala遇到,她不怎么和我说话。Karl Lagerfeld不太可靠,也很难接近。这都令我挺失望的。”

有几个朋友丢下了我,Miuccia Prada是其中之一。我们以前关系很好的。

他依然忠诚于《Vogue》杂志的主编Wintour女士。“多数时候,她待我就像待家人,”他说,“我明白她其实很关心我。但也有时候,她对我就像对待大家庭里的异类,那个被孤立的,被关在门外的,大家避之不及的家庭成员,”他顿了顿,“我希望时装界能成为更加包容的世界。现在这里就像个北极圈,”

现在,他更担心的是经济状况问题。“我可穷了,”他说。

“我独自攀上高峰,也会独自走下神坛。”

Talley住在白原市,那幢房子是他12年前买下的。在这里,他能远离公众的视野,他说,“这里是我的避难所。”

他说自己从没谈过恋爱,只是有两次陷入爱河。一次是Anne Bibby,他说她是高中班里最会穿衣服的女孩。“我们是特别要好的朋友,”Bibby女士说,哈哈大笑,“但他更爱的,是他在做的事情吧。”

Talley也承认了。“我把自己的所有,都献给了工作,”他说,“Diane von Furstenberg说,‘他很怕爱上谁’,我想应该是吧。我想我真的会害怕,或是过去受到的压抑。从小家里人就对我很严格。但能身处这个世界,与那么超棒的人们共事……能与Karl,或是Yves Saint Laurent,或是Azzedine Alaïa交朋友,我已经感到很足够。”

到了现在,Karl不再是朋友了,Saint Laurent或是Alaïa也离开人世,这个世界留给Talley的还有什么呢?

“我独自生活,也会独自死去。我独自攀上高峰,也会独自走下神坛,”他说:“我几乎每天睁开眼,都会在思考这个问题。但我反正不会用网络交友app之类的玩意儿。”

André Leon Talley | Source: Shutterstock

André Leon Talley | 图片来源:Shutterstock

他几乎不会让任何人踏进这幢房子,房里到处都是书——“他什么都读过的,”雪城大学教授Janis A. Mayes说。他俩是当年在布朗大学的同窗,如今每周还会交谈一次。房里还有Talley最珍视的物件,比如Oscar de la Renta在多米尼加为他定制的四柱桃花心木床。拍卖会拍来的一对18世纪的椅子,过去属于de la Renta夫人Annette de la Renta的母亲。还有一张曾经属于杜鲁门·卡波特(Truman Capote)的沙发(Talle说觉得与卡波特就像是一家人,还说《圣诞节的回忆》这本书简直是总结了自己的童年时光)。

他睡得很少,半夜看电视直到天光,太阳升起便起床。

纪录片导演诺瓦克的镜头前,也出现过这里的几个房间,但多数取景并不在这里。“谁会希望老是有人在你家里走来走去,”Talley说,“想起来就很烦人,感觉像被入侵了。”摄像机也进不了他的厨房或是衣橱。

“谁会关心我这堆旧衣服啊,”他说。考虑到他的事业,还有他过去曾那么重视自己的衣服,这话就显得有点不真诚了。谈及公众生活和私人生活,他的话常常充满着明显的矛盾。

比如,他说起自己为什么不允许摄影团队进入厨房,是因为“他又不是供人消遣的”。但常有评论称他花费了太多时间在迎合时装界的权力,而非与其对峙或让时装界人士认识到,像Mayes博士指出的,他“罕见的心智”。

但她也确实说,Talley每周大概都会来找自己聊聊天,也认为和von Furstenberg所说的一样,“你必须要很努力才能和他做朋友。有时候也不那么简单的,比如他有时好几个月也不会打电话来。”正如不少报道所述,他有时尖酸刻薄,瞧不起人,但同样多时候也给人暖意,对人慷慨。

不管怎样吧,“我不做饭的,我也没打算撒这个谎,”他说,“可能偶尔进去煮几个蛋吧,但我从来没有做过完整的一餐饭。”他这一生大多数时候都很苗条,直到1989年祖母过世,吃东西开始成了一个问题。

时装界从不照顾时装人。没人会照顾我,除了我自己。

“在我眼里,食物代表着一种情绪,”Talley说,“与童年是联系在一起的。”Wintour与de la Renta曾经不得不强行干预这件事,不久后他开始去Duke Diet & Fitness Center健身。到现在为止,他去了大概七次,但每一次“回到家,你又开始重复过去的那个行为模式,和过去一样成瘾,一样沉迷,”他指出,尤其是当“家里不会有人说好了,饼干吃两块就够了,吃六块是不行的”。

话虽如此,他家里还是有一间颇为正式的餐厅,精美的瓷器搭配古董桌布——但他也从来没有在家里办过晚宴。“可能是想着给自己营造一个特殊的环境吧,”他说。“我想到田纳西·威廉姆斯戏剧《春浓满楼情痴狂(Sweet Bird of Youth)》的台词,‘这是我亲手制作的鎏金地狱’。”(台词原文是“我很明白,自己将去的那座镀金地狱是什么样”。但在André这么一包装,与他的人生故事更加相关了。)

他还想起了死于贫困的约瑟芬·贝克(Josephine Baker,非裔演员与艺人),还有正如克里斯托弗·佩特卡纳斯(Christopher Petkanas)近期出版的自传中提到的,Saint Laurent的灵感缪斯露露·德拉法雷丝(Loulou de la Falaise)也在贫苦交加中死去,被大半个时装界抛弃。“我很怕,”Talley说,“时装界从不照顾时装人。没人会照顾我,除了我自己。”

“黑人都到哪里去了?”

在职业生涯的多数时候,Talley并不热衷讨论种族问题。他也没和算是好友的Wintour,或是de la Renta谈过。他悄悄地藏在了自己的作品里,令人印象最深的包括1996年Karl Lagerfeld掌镜的《名利场》(Vanity Fair)时装大片:Talley反转了《飘》(Gone With the Wind)里主人公们的肤色,让Naomi Cambell扮演斯嘉丽,白皮肤的设计师John Galliano、Manolo Blahnik扮演仆人。

但Talley讨论得更多的还是玛丽·安托瓦内特,路易十四的鞋,还有托妮·莫里森(Toni Morrison)的书。1994年,评论家Hilton Als在《纽约时报》写Talley,用的是“独此唯一”(The Only One)来形容。不过,制作纪录片的过程中,过往隐藏的感受也随之解开。

“在时装界,我遭受过种族歧视,有些特别残酷,”Talley说,“人们不怀好意,很伤人,很可怕。”

影片中,他提起自己了解到一次在巴黎拍摄时,自己被人叫做“女金刚”(Queen Kong)。他后来告诉了Petkanas,这是Yves Saint Laurent的公关主管Clara Saint起的名。现在提起她,Talley已经释然。他最近开始讲述另外一个故事,电影里也有。

我努力环顾四周,问他们,“黑人都到哪里去了?”

“我有一个老板吧——我是不会指名道姓的,因为他还活着——女装部门的一位男性老板,来到巴黎的时候和我说,‘有人传谣言说,你上过所有巴黎设计师,和每一个都睡过。’那根本不是真的。我从来没有上哪个设计师的床。我凭借我的造型和知识取得成功,与我的性吸引力无关。我就该是黑人种马(buck),给所有在巴黎的人提供性服务?这样的话充满了种族歧视。”

公开讲述这个故事时,他常会翻翻白眼,抿紧嘴唇,附带一个想爬上设计师床看看他们都用什么华丽床单之类的笑话。私底下讲述时,他去掉了这些夸张表演,双眉之间的肌肉不自主地收紧。

近期有关时装秀场模特种族与文化背景多元化的探讨中,相对少有提及的事实是——时装界企业高管、设计师以及杂志主编大多数是白人。

“黑人都到哪里去了?”Talley说:“我努力环顾四周,问他们,‘黑人都到哪去了?’我认为时装界总想把这个话题边缘化,或是找个方便的说辞搪塞过去。也有几个象征文化演变的时刻,但不多,也很分散。其中最主要的是Edward Enninful出任英国版《Vogue》主编,这确实很了不得,还有Virgil Abloh执掌Louis Vuitton男装创意的大权。”

尽管Talley在过去三十多年里始终隐忍,进展也有,但似乎不多。“世界还在不断转变,但速度并不是那么快,”他说。

他希望这部电影能成为加速器。Enninful认为也能,他表示,“对新一代来说,能看到成长在美国南方的他,一路战胜重重阻碍,最终收获成功,这是很重要的。因为这能给想进入时装行业的年轻黑人孩子们希望和鼓励。”

Talley还希望,这部影片能成为一个平台,帮助他抵达人生中的下一个航站。

他说,“我会觉得自己就像王尔德,走到街头去,坐在舞台上,开始说话。”说这话的时候,他正在纽约上东区的法国餐厅Majorelle吃午饭。他喜欢这里,喜欢这里的插花,这里的开心果舒芙蕾。Yves Saint Laurent在马拉喀什的花园也叫这个名字。

他那时工作结束了,没在穿那件金色的长袍,从烘干机里拿了件灰色水洗丝绸的版本。他还想让Dapper Dan再给自己做件袍子,能讲述自己作为公众知识分子的角色,得用“华夫格的金银线锦缎”。

“用这个料子,会很令人振奋的,”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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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Vanessa Friedman。

本文原载于《纽约时报》,BoF经NewsCred出版网络合法授权发布。

翻译:Aijing Wang

编辑:Tianwei Zhang